“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波兰宗教风险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作为欧盟在中东欧的重要成员国,波兰从国家大小和国家实力来说是中国在欧洲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对波兰宗教风险的研究对于更好地认识和发掘波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本文在深入了解和分析波兰宗教法治、政教关系、宗教组织和教派等情况的基础上,得出波兰宗教风险总体偏低的结论;但同时无法忽视的是,中波关系中潜在的宗教摩擦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只有在恰当处理摩擦的基础上才能稳步推进中波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波兰大学生对基于声音线索的情绪知觉*

研究考察了42名大学生（中国21人,波兰21人）对男、女性用5种不同情绪声音（高兴、生气、害怕、难过和中性）表达的中性语义句子的情绪类型和强度判断,从而分析中国、波兰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对基于声音线索的情绪知觉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被试对声音情绪类型判断的正确率以及情绪强度的评定上均高于波兰被试,说明在声音情绪知觉上存在组内优势;（2）所有被试对女性声音材料情绪类型识别的正确率以及情绪强度的评定均高于对男性声音材料;（3）在对情绪类型判断上,被试对害怕情绪识别的正确率高于对高兴、难过和中性情绪,对中性情绪识别的正确率最低;（4）在情绪强度评定上,被试对害怕情绪的评定强度高于对难过情绪,对高兴情绪的评定强度最低。     

布克辛斯基访谈:波兰马克思主义现状

2011年9月23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哲学系在中山大学联合主办了"社会转型与政治认同"国际研讨会,会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     

文化自觉与道教的当代社会角色 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吉宏忠道长专访

正道士应首先成为传承道脉、修己悟真的神职人员,其次应是广宣教化、劝善度人的教师,更应成为心怀慈爱、济世扶弱的慈善家,还可以是劝导养生、治病救人的医家……这些或许在当下的道教界尚难以完全实现,但至少需要以正直精诚的道心,去促进道教徒不断地成为充满正能量的社会角色。清代中叶之后,道教越来越被挤到社会的边缘。这种被边缘化的历程,在近代的社会剧变中,有了加速的趋势。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道教界人士曾希望对自身的状况作出一些改变,也曾明确提出道教要适应时代要求。然而,由于缺乏     

碰撞与交融——“社会转型与政治认同”国际研讨会综述

上世纪末的东欧社会主义剧变,对该地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波兰作为这场剧变最先的发生地,而中国作为目前可以说是原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受关注的国家,两国在1989年都面临同样的决定性的选择机遇,但后来又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不同的成就,目前也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状况和问题,由此分析和比较中国和波兰两国的社会转型及社会转型中的政治认同、研究中国与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欧洲的不同发展模式,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世界意义。     

试析政治伊斯兰力量未在中东剧变中发挥突出作用的原因

2010年底至今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剧变,并非一场伊斯兰革命.本文认为,能力的不足和意愿的缺乏,是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未在中东剧变中发挥突出作用的两个基本原因.能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这些政治力量与低收入阶层相脱离,而意愿的缺乏是指这些政治力量长期坚持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战略使它们对参与体制外的抗争行为持消极态度.尽管各种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剧变后的中东会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不解决脱离下层民众的问题和不能消除西方国家对它们政治意图的疑惑,中东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发展仍将会受到限制.     

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文献综述

苏联和东欧剧变是20世纪留给后人的历史之迷,为求得破解,引起了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这对后人正确认识与总结苏联和东欧剧变经验教训、内在规律意义重大。有极其宝贵的财富和深刻的启示。     

中东欧政治认同的转型:以波兰为例

一、认同的概念本文旨在分析过去十几年里中东欧所发生的政治认同的概念和现象的变化.个体认同与社会团体认同都是我将要讨论的,因为个体认同并非随意塑造,而是在群体或团体之中的.我所理解的"认同"是一系列重要的属性(特征、人际关系、感官结构、真理、观点、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这些属性保证了社会实体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维持不变.     

西方国家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波兰的启示

20世纪末,梵蒂冈同美国结盟,利用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波兰执政党在宗教理论及政策上的失误,借助反对派团结工会的力量,最终颠覆了社会主义波兰。这一历史事件给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带来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增进信教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正确处理新时代的宗教问题。     

转型经济国家社会保护机制的建构:中国与波兰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和波兰为例,试图分析并阐释在社会变迁背景下转型经济国家社会保护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制度逻辑.虽然中国与波兰两国的经济改革都导致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外部约束条件的差异,在中国和波兰,政府针对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压力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明显影响了两国的社会政策模式.为减轻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带来的冲击,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社会保护机制形成是通过建立强调社会秩序稳定、"去政治化"(De-politicizing)的反应型社会政策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双重方式来实现的,同时突出机制建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特征.而在波兰,由于受到了不同社会精英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压力左右,以及国际外部环境与国际组织的影响,该国社会保护机制的形成则更多是通过政治协商与谈判的渠道来完成,其机制建立突出了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同中国长期推行经济发展优先的格局不同,波兰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回归欧洲"的普遍社会预期和欧盟的外部制度约束,加快了其社会保护机制建立的制度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