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新闻媒体赴北京白云观采访功德箱管理相关事宜

<正>4月1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整治违法违规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专项工作的通知》,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假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知》明确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不得设置功德箱,不得接受宗教性捐献;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排查清理工作,重点整治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违法违规设立的功德箱,并提出治理要求     

论选择性执法的法律规制——兼及“钓鱼式执法”的法律约束

选择性执法是行政主体应对复杂的社会情势和违法行为高度不均衡分布的一种手段。选择性执法具有权力性、不确定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在使行政主体获得高度的灵活性和行政效率,有利于完成行政执法任务的同时,也牺牲了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助长了行政执法中的机会主义,并鼓励人们守法上的投机心理和行为,不利于法治。应当对选择性执法持较为严格的态度,保证其执法目的的正当性,并采取具体的方法加以规制。     

“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申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申不害重术不重法。申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     

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结构及其动力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协同治理行动者结构的双维通道和动力构成的运行机制讨论尚不充分。文章通过分析协同治理在制度形式系谱中的定位,梳理其与协同政府、官僚制政府和外包型政府等话语体系的关系,继而探讨其行动者构成的差异,分析了基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从动力产生的来源、表现形态和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协同治理的动力构成及其运行机制。     

行政区划调整与基层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区界重组的证据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行政区划承担着合理划分基层治理单元的职责,影响着基层治理的边界、资源和效能,直接关系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和能力建设。区县的“区界重组”作为政府调整空间资源配置的有力工具,在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中能起到何种作用?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区界重组数据,发现区界重组能通过边界调整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区界重组通过强区县帮扶弱区县,实现区县一体化增长的协同效应。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深刻的关联性和传导机制。     

关于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经验的对策

对外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的经验成就必须要依据国际惯例进行。对于如何预防和治理邪教,国际上很多学者提出了有意义的舆论宣传建议。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明确西方人如何看待治理邪教的舆论宣传工作。美国学者主张,媒体宣传一定要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宗教,树立一个信仰的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     

论《周易》乾、噬嗑、中孚卦与现代法治思想

《周易》的乾、噬嗑、中孚诸卦与现代法治思想相通：乾卦九二之龙现身田间,了解旱情,九五之龙飞上天空,行云布雨,上九之龙恣意妄为,满足私欲,这三爻与正当程序原则之“听取意见”和“反对偏私”是相通的。用九展现六爻之关系,九二之龙和九五之龙积极行动,但是受到其他诸爻限制,不能为首,与依法行政原则之“行政权受到立法权和司法权控制”是相通的。噬嗑卦初九轻罪轻罚、上九重罪重罚以及六二慎用刑讯,是罪刑相称原则的体现,这三爻与比例原则之“手段与目的相称”是相通的。噬嗑卦六三、九四和六五构成坎卦,九四内怀诚信,找到金矢,六三和六五遇到箭毒,这三爻与合理性原则之“分辨虚实”“相关考虑”是相通的。中孚卦主旨是诚信,且侧重上下关系(如君王与臣民),与信赖保护原则之“政府保护个人信赖”是相通的。贯通《周易》诸卦与现代法治思想,对当下法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夯实基层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夯实基层实践基础。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在基层的实践,对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瞄准基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德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