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新闻媒体赴北京白云观采访功德箱管理相关事宜

<正>4月1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整治违法违规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专项工作的通知》,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假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知》明确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不得设置功德箱,不得接受宗教性捐献;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排查清理工作,重点整治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违法违规设立的功德箱,并提出治理要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双性同体概念

双性同体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双性同体"思想为基础,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跨越性别的界限,呈现双性视角;通过探讨双性同体实现所需要的条件,即基本的译者能力、与性别他/她者的换位思考和相关的理论知识,提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及现实路径.     

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结构及其动力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协同治理行动者结构的双维通道和动力构成的运行机制讨论尚不充分。文章通过分析协同治理在制度形式系谱中的定位,梳理其与协同政府、官僚制政府和外包型政府等话语体系的关系,继而探讨其行动者构成的差异,分析了基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从动力产生的来源、表现形态和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协同治理的动力构成及其运行机制。     

空间交互研究新视角：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

空间交互是人类生存和社交的重要内容, 主要包括语言交流和视角采择两大范畴。对空间交互策略和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传统上集中于空间因素, 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各种社会因素, 包括个体自身的社会认知特质、交互对象的社会属性和空间环境中的社会线索, 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理论解释。未来研究应关注社会认知与空间认知的跨领域融合, 考察更加多元的空间交互对象, 最终建立一个整合空间和社会因素的空间交互理论框架。     

工作嵌入的影响结果及其理论解释

近年来, 工作嵌入(Job embeddedness)作为解释员工离职和留职的新视角, 逐渐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根据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系统梳理了国内外176篇工作嵌入相关文献, 分别从研究视角、内容分析和发展方向三个方面评述工作嵌入的影响结果。基于此, 总结出6种理论视角：资源保存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工作-角色依附理论、未来时间透视视角和传染过程视角。以内容分析的方式呈现关于工作嵌入研究的发展趋势和不同视角下工作嵌入影响结果的具体研究情况。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构建团队工作嵌入理论模型、聚焦跨文化比较下工作嵌入的溢出效应、关注工作嵌入的双刃剑效应以及突出子维度差异化作用。     

行政区划调整与基层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区界重组的证据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行政区划承担着合理划分基层治理单元的职责,影响着基层治理的边界、资源和效能,直接关系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和能力建设。区县的“区界重组”作为政府调整空间资源配置的有力工具,在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中能起到何种作用?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区界重组数据,发现区界重组能通过边界调整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区界重组通过强区县帮扶弱区县,实现区县一体化增长的协同效应。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深刻的关联性和传导机制。     

关于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经验的对策

对外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的经验成就必须要依据国际惯例进行。对于如何预防和治理邪教,国际上很多学者提出了有意义的舆论宣传建议。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明确西方人如何看待治理邪教的舆论宣传工作。美国学者主张,媒体宣传一定要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宗教,树立一个信仰的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     

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伦理视角

劳动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往往涉及社会的道德与伦理。许多劳动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具体标准的争论常常会上升为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抽象的概念、定义之争。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从社会伦理视角深入研究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各种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