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私观念中的权利意识

清代是传统社会顺着自身轨道发展的最后时期,在这一时期,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发生变化。在对欲的承认的基础上,纯属个人利益的私与侵犯他人利益的私得以区分,不仅人们对欲望和利益的追求具有了正当性基础,而且对他人同样的利益和欲望予以承认,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利意识。但是由于缺少一定的制度安排,也就无法产生制度基础上的权利要求,现代权利所要求的实体和程序问题都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当借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的权利发展时,必须注意两者的相同与不同,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和传统内研究权利的发展。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先知但以理

但以理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很钦佩的先知,所以大家都乐意效法他,这本来是好事,可是很遗憾,一些人效法得不像样,甚至走了样。 一、但以理如何对待巴比伦的文化? 上帝的先知但以理,既能直接得上帝的启示,也能重视读圣经     

但以理的和谐生活

怎样构建和谐生活？请你看看神的仆人但以理。和谐必须先从自己做起。可以说，自我和谐、内心和谐是内因、是主因，而外部的环境、风气仅是外因、辅因。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因。而但以理正是先从自我做起的。先知但以理和其三个朋友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往巴比伦时（公元前605年）正值青年，在被掳之地，经历了巴比伦、玛代、波斯王朝，虽身为俘虏，仍坚守信仰，并在上帝的保守中充分发挥神所赐的智慧，     

理教与经教之间——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理同事异、和而不流--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诠释CSSCI

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古来解释歧义颇多,东汉末荀爽"大归虽同,小事当异"、魏王弼"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南宋赵汝楳"同于为善,制行则殊"三说大体相近,可以简单化为"理同事异"说。北宋程颐"同于人理之常,异于世俗之失"之"和而不流"说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宋元明清易学家多从其说。总体上看,程颐的诠释与《大象》德教修养的主旨最为接近,体现了孔子儒家《易》的重德精神。"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在意义上比较接近,"不流"更能体现出君子的人格修养。用"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来诠释"同而异"则于主旨有些疏离。全面来看,"理同事异"说也有其道理,"理事"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从此也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在思想脉络上的重要关联。"同而异"不应理解为求同存异,这种现代理解没有古典依据。本于程传的精神,"君子以同而异"可以翻译为"君子因此要和而不流、特立独行"。     

"伦理"话语体系及其中国密码

"伦理"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基本话语之一,既不能与"道德"循环互释,也不能与"ethic"直接对话,否则将导致意义肢解甚至文化殖民,必须在话语体系及其辩证运动中才能倾听到其文化脉动."伦理"话语是由"伦"—"理"—居"伦"由"理"—伦理世界四要素构成的话语体系."伦"是"国—家"文明的特殊话语,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世俗而超越的伦理实体."理"是"伦"之"理",它不是西方式的认知理性,而是中国式的良知理性;在文化形态上,它不是理性主义,也不是情感主义,而是中国式的情理主义."居'伦'由'理'"是"伦"—"理"关系的文化原理和文化规律,其要义是从"伦"的家园出发,行"理"之达道."伦理世界"既是由"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所创造的一种特殊世界观即"伦理世界观",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理想."伦理"话语及其体系,携带特殊的中国文化密码,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也具有特殊的文明史地位.     

略论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他辅佐齐桓公,以法治国,涵及治农、治政、治军、治贪、治商工等方面,使齐国由弱变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为现代的“依法治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论儒家理欲论的历史理性与政治关切

彰扬天理、抑制人欲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态度,其内容不仅是对清贫而理性的人生的颂扬,更有着极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也透现出其一贯的兼济天下的政治关切;其"格正君心"的理论旨趣,既源于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刻体认,也对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所衍生的人文情怀和批判意识,积淀为社会的良知,并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     

试论吴澄易学的理气论思想

吴澄在理气问题上提出"理"与"气"不可分,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的观点,认为理气不可以先后言.亦不可以有无言,这既跟他的治<易>思想密切相关,也是对当时主流思潮以"有"、"无"、"先"、"后"言理气的一个反动.吴澄易学理气论思想的提出,在学术史上有三个方面的启示意义其一是在本体问题上,发展了<易·系辞>中的元气生机观,使儒学基本上摆脱了以"空寂"、"虚无"为特征的佛、道本体论的影响.其次,理气不可分,理在气中为儒家追求在现实中超越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吴澄区分理与气,区分功能与实体,比张载仅立"清虚一大"为万物源有更多的合理性,为儒家的成圣成贤的修养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