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乡村社区信息传播形态分析——基于堆龙德庆县古荣乡的田野调查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经济的发展，西藏乡村信息传播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村村通”“户户通”工程的推进，使得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逐渐嵌入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微信、QQ等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研究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本文基于对西藏地区一个乡村社区的田野调查，归纳总结了西藏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的基本形态，并提出优化西藏乡村社区传播环境的可行性建议。     

民族志: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开启了民族伦理学的研究。经过20余年的发展,民族伦理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仅有多部民族伦理学专著出版、大量的研究论文问世,而且在一些民族高等院校设立了民族伦理学研究所,招收民族伦理学方向的研究生。但是,在民族伦理学研究一派繁荣的表象     

质的研究之我见

一、质的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说起质的研究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ethnography（民族志）”一词中的词根“ethno”就来自希腊语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而相关实地调查的方法，后来在人种学研究中，人类学家博厄斯第一个进行使用，他不但自己经常去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部落做田野调查，也让学生离开图书馆，进入这一领域。     

“真实”与“完美”:对民族志学术生命如何延伸的思考

民族志建基于人类学学者的田野工作之上,是对文化"他者"的描述与分析,也是对"他者"文化一种部分真实的呈现。但是,这种部分呈现的真实性并不能否定民族志的学术价值。民族志学术生命能够得以延伸,恰恰是这种部分真实的呈现所留下来的值得进一步言说与对话的学术空间。事实上,回访研究对于延续民族志的学术生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对异文化呈现的民族志逐渐接近真实与完美。     

思想者的启程

列维-斯特劳斯于1935年二月来到巴西,在新成立的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在圣保罗令人振奋的气氛中,他与巴西现代主义的奠基者们,尤其是先锋运动的核心人物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建立了友谊。后者资助了这位年轻的研究者展开在马托格罗索州和亚马逊雨林的探险。20年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在遇到了其他文化并拥有了其他经历后,才描写了在巴西的这个时期。髙度自传性的《忧郁的热带》包含了大多数在其后期著作中重新出现的论题,列维-斯特劳斯从不同的视角对此做出了深人的思考。这一导读性文章重建了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的事业的关键阶段,并说明他向着"新大陆"的启程如何成了一项伟大事业的起点。     

从列维-斯特劳斯到维特根斯坦:人类学中的“不完美性”观念

在作者看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认识论层面的最重要的教益是将人类学解释为一种横截知识:人类学关于结构的创新定义就沿循这一方向。但是,其结构主义的失败则是由于将丰富的民族志经验简化使之受掣于有限的可能性(封闭系统)。作者提出要恢复将人类学作为一种横截(跨文化)知识的观点,并求助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一种适合于人类学研究的特征和需要的灵活进路(开放系统)。     

场景研究:虚拟民族志的逻辑原点

移动互联正在改变人们交往的方式,重塑我们的社会结构。面对网络世界与物理世界深度融合的趋势,虚拟民族志应该改变线上线下的二元理论模型,把场景作为新的社会研究的起点,以动态的观察视角来认识新的交往空间中的社会实践,通过整体性的感知和共情化的理解,来把握浸润在社群文化中的社会意义,探索虚拟民族志更有价值的发展路径。     

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

1928-1947年的西南边疆调查,是中国社会研究史上激活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边疆调查的关键时期。三个学科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此后影响深远的新传统。本文结合边疆研究的生平史和对研究作品的概念考察,表明1934年中研院的机构调整促成了社会科学所和史语所各自的关键转向,使其分别形成了结合经济史与民族史的田野工作理念。其中深蕴的历史想象,与南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在边疆继续"民族志社会学"的"自然史"理念有着深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