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私观念中的权利意识

清代是传统社会顺着自身轨道发展的最后时期,在这一时期,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发生变化。在对欲的承认的基础上,纯属个人利益的私与侵犯他人利益的私得以区分,不仅人们对欲望和利益的追求具有了正当性基础,而且对他人同样的利益和欲望予以承认,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利意识。但是由于缺少一定的制度安排,也就无法产生制度基础上的权利要求,现代权利所要求的实体和程序问题都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当借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的权利发展时,必须注意两者的相同与不同,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和传统内研究权利的发展。     

荀况与庄周思想比较研究

荀况与庄周分属儒家、道家两个学派。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是很大的。本文仅就二人之间的学术观点、天道观、人生态度加以辨析。他们虽分属儒、道两家,但从庄子无为思想的形成及其作用看,与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相一致,所以儒道两家思想具有互补性,在传统文化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受戒感想

一九八九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是下元解厄水官圣诞。今年的这一天,可以说是建国以来道教徒最难忘的一天,因为中断了四十多年的全真道传戒仪式、于这天在北京白云观正式开坛传戒了。受戒,是每个全真教徒萦怀已久的愿望,在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终于实现了。它标志着党的政策的英明伟人,也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宗教界人士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求戒的戒子们,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全真教徒能过上真正的宗教生活,并且从一个普通教徒经过受戒成为一名合格的道教徒。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

上古“鬼”“神”的分别是：“鬼”指人鬼,其他为“神”。《易经》有“鬼”字无“神”字,并非没有神的观念,而是没有“神”的概念。《易经》的“天”“帝”即神。“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帝”与“天”同义,同位同格。“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性。     

《管子》"人与天调"的生态观

《管子·水地》等篇章,阐述了人类应合理地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常态,它们忠实地记载了管仲及其学派在倡导农业生产中所表现出的环境与生存发展的生态平衡思想。     

论儒家理欲论的历史理性与政治关切

彰扬天理、抑制人欲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态度,其内容不仅是对清贫而理性的人生的颂扬,更有着极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也透现出其一贯的兼济天下的政治关切;其"格正君心"的理论旨趣,既源于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刻体认,也对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所衍生的人文情怀和批判意识,积淀为社会的良知,并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     

天师张继先与龙虎山正一雷法

宋代以来道教革故鼎新,形成了以雷法为核心的道法体系。北宋末天师世家的杰出代表,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雷法创立、兴盛的潮流中多有贡献。本文从史传考辨和思想解析的双重维度出发,梳理了张继先参同诸家学脉,开创龙虎山正一雷法的事迹,并依其著作,对融摄内丹心性学说的正一雷法思想进行了阐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抑或“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赵汀阳先生认为传统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适用于当今的价值多元社会,已经过时,需改造升级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他对传统金规则的三点评论并不十分合理,而且,他所提出的新版金规则"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并不包含什么独特的理论优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传统智慧的结晶,很难被取代或超越,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我们所需要的是回归这一原则,真正践行它。     

基督教海淀堂里的复活节崇拜

复活节是充满喜悦的庆祝,是喜乐的时刻。对于基督徒来说,复活节更意味着一个完全的、圣洁的新生命的开始,这也是复活节的真正意义之所在。4月5日是复活节,恰逢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截然不同的两个节日,清明节寄托着人们的怀念,复活节传达着基督徒的喜乐和盼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北京基督教海淀堂准备了各种形式的赞美、敬拜和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