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空间的“生产性”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多维释义之一

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学说,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必须深入理解并一以贯之,那就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的关于"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相一致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     

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在故事类比通达中的作用

在基于相似性的迁移研究中,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在类比提取过程中的作用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的研究者在故事类比通达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有关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的作用的不同结论。文章以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的概念为切入点,主要介绍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在故事类比通达中的作用的理论分歧与类比通达模型,指出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的类比通达研究的框架。     

机器伦理的来源

目前设计机器伦理系统的主流方案之一是基于规则,然而学界对规则的来源并未达成一致。M.Anderson和S. L. Anderson给出了一种依赖专家直觉的方案,从伦理学家有一致结论的实例中通过归纳逻辑方法提取出规则;Hooker和Kim则对专家直觉提出质疑,建议用康德式的道义论规则来为人工智能主体的行动提供理由。笔者认为两种方案皆有缺陷,进而提倡一种从众的机器伦理规范,这种方法是基于大量普通人行为选择、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的模型。对于这种从众的机器伦理,可能有来自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困难和质疑,但它们都不是严重的和致命的。     

机器、思维与信息的哲学考察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级数和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关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简单的论证,机器本身没有智能,但人有智能,所以机器有助于人类的思维,但是我们应该对"什么是信息"这个问题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因此不仅需要在科学上而且也需要在哲学上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这就是哲学家不可或缺以及国际哲学界何以在新世纪伊始将信息哲学称为第一哲学的理据。与此同时,我们还介绍了莱布尼茨为什么被控制论事后追认先驱的典型并从真理再发现的角度将中国《易经》中的那段"筮法"按照数理逻辑的能行可计算理论而不是按先前数论中的同余式进行了重新解释。最后,从科学史的方面将莱布尼茨的二进算数或二进制级数作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考察,认为它与现代的计算机科学根本没有任何关联。     

"生命"何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

生命在当下的时代,已经越来越变成固步自封、束缚创造的惯性模式和价值预设.这尤其在德勒兹式的生命主义那里达到极致.对德勒兹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既要基于技术与生命彼此纠葛的悖谬现实,又要回归其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从"内在生命"到"欲望—机器",观念论和生命论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结却日渐解体,生命亦最终脱离了哲学的掌控,...     

基本情绪的神经基础：来自fMRI与机器视觉技术研究的证据

基本情绪理论(basic emotion theory)是情绪科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人类情绪是由有限的几种基本情绪组成的, 如恐惧、愤怒、喜悦、悲伤等。基本情绪是为了完成基本生命任务(fundamental life task)进化而来的, 每一种基本情绪都有独特的神经结构和生理基础。尽管基本情绪理论被广泛接受, 但是对于基本情绪的种类却莫衷一是。近几十年来, 许多fMRI研究试图确定各种基本情绪的独特神经结构基础, 而且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 比如厌恶和脑岛有关, 悲伤和前扣带回有关, 杏仁核是与恐惧有关的重要边缘结构等。但是, 最近有人进行了元分析研究, 发现许多基本情绪存在混淆的大脑区域, 因此对基本情绪的特定脑区理论提出质疑, 甚至否定基本情绪理论。通过对基本情绪及其神经基础的探讨, 以及对基本情绪理论的最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进行梳理分析, 提出有关基本情绪理论的争论来源于基本情绪种类的确定, 因为许多所谓的不同基本情绪实际上是同一种基本情绪, 提出人类可能只有3种基本情绪。未来研究可以利用机器视觉技术进一步推动基本情绪脑影像研究。     

怎样面对来自人工智能的危胁?

谷歌公司研制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 Go,阿尔法狗)2016年3月打败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议论人工智能正在赶超人类。我们应当怎样面对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本文综述了一些看法和应对办法。简要说来就是:机器意识(machine consciousness)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阻止人工智能发展意识同阻止人工智能发展伤害人类的能力不是一回事;我们需要把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规则植入人工智能,为此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和研究者要采取社会系统分析途径(social-systems analyses)来工作。     

自动驾驶汽车的伦理困境 ——危急时刻到底该救谁

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赞同通过程序设定使自动驾驶汽车对人的总体伤害程度降到最低,即使牺牲车上乘客的生命。在危急时刻,自动驾驶车辆将以更大的社会利益作为抉择标准。然而,人们可能并不愿意乘坐或购买预置功利主义算法的自动驾驶汽车,这最终将导致功利主义设定的汽车在实际推广和应用上面临困难。这一困境背后隐藏的亟待解答的问题是,究竟该由谁来决定智能机器的道德决策?通过对制造者、使用者、集体和其他智能机器的分析考察,一种可行的方案是数据驱动的混合进路,它支持我们将道德问题划归为智能问题来解决。     

智能机器研究的早期历史回顾-阿兰·图林的理论贡献

本文回顾了提出著名"理想计算机"理论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林在机器智能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探索了二战前他对智能计算机研究的开端及一些思想来源,分析了他1947年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智能机器"的报告以及1950年关于"机器智能可能性"的著名论文,并探讨了图林智能计算机思想与维纳等人控制论思想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