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辽代鲜演法师的顿教观述义

辽代佛教深受唐代佛教影响,总体上沿袭唐制,辽代佛教义学也在继承唐代佛学传统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辽代佛教发展繁盛、宗派众多,华严学是辽代佛学中的显学。活跃于辽道宗时期的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是辽代华严宗的代表人物,撰有《华严经玄谈决择记》六卷。他一方面继承了唐代华严宗祖师的义理学说,特别是澄观的学说,弘扬华严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前代诸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主张,提出了许多义学创见。     

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

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喜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     

理教与经教之间——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警枕录》的精神世界及其思想史意义

本文探究《警枕录》这部以往学界不曾措意的著作,通过具体考察其内容,包括其中引用的宋明理学人物及其话语,以及作者本人的自我表达,力求呈现和分析作者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状态。通过本文的考察,可见宋明理学传统尤其明清之际所格外突显的,以日记方式记录自我修养的工夫实践,至清代中后期仍被儒家知识人所践行。在这一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理学传统与乾嘉考证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重新认识清代思想史尤其儒学的发展线索和整体面貌,尤其是其内部的多样与复杂,本文也试图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以期推动进一步的思考。     

万物一体论的近代形态——理学视域下谭嗣同万物一体论的考察

谭嗣同在其“仁学”中表达了“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从表面来看,这是对宋明理学万物一体论的继承和发展,但实际上两者有着重要差别。在理论面向上,理学的万物一体论主要指向道德主体经过修养所达到的主观精神境界,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主要是在“以太”“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客观存有层面进行阐述。在价值指向上,理学的万物一体论始终坚持“仁”的特殊性和差等性,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将“仁”理解为消除人我之别的无差别平等。造成两者上述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宇宙论根据的不同：理学的万物一体论是建立在宇宙造化生生不息的基础上的,差异性是造化之必然,也是统一性之前提;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以均质无差别的“以太”作为宇宙本原,由此无差别同一才是宇宙的根本原理。     

浅谈栗谷的四端七情论

关于“四端七情”的问题在中国儒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心性论方面占有核心的位置 ,但并没有被朱熹以后的性理学者们继续关注 ,却得到韩国朝鲜王朝 ( 1 392— 1 91 0年 )的性理学者们的吸收及发挥。退溪与栗谷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 ,虽然他们都受到朱熹哲学的影响 ,不过在朱熹哲学的基础之上两位学者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栗谷的“四端七情说”在理气之妙、理通气局、气发理乘等理气论的基础上发挥了朱子学 ,他反对退溪理气互发的观点 ,对朱熹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论易学"涪陵学派"的形成、特点与深远影响

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而极盛于南宋的易学"涪陵学派",具有悠久的理学传统、庞大的学术队伍、强烈的爱国感情以及浓厚的地域特色等特点.该学派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的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