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互动

早在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邀请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代表参加,共商民族教育大计。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成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真正较深入的接触,或许是在30年代初的南京。1932年,南京回族富商、慈善家陈经畲将陶行知创办的和平门小学复办,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小学,并聘请陶行知为名誉校长。     

常德市清真寺

常德市现有回、维吾尔族穆斯林四万多人,是湖南穆斯林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常德城内(即现武陵区)有穆斯林5000多人。常德市清真寺是常德城八座清真寺中最古老的一座,故原名常德清真古寺,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     

少室山下禅林静 五乳峰前钟磬悠——探寻少林寺的禅宗法脉

中国禅宗宗徒,不可不知达摩慧可;追慕禅宗先贤,不可不去嵩山少林。禅宗源自南天竺菩提达摩所传禅法。禅宗之旅,当首选少林;而少林之旅,当首选达摩洞。     

明代三教的衰微与文昌信仰的发展探析

自明代中叶以来,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无法提供适应其变化的产权、分配等方面的制度保障.于是,在功利主义私人化的影响下,以儒释道为核心、社会舆论为保障的传统信仰体系出现了危机.作为一支从传统信仰中脱颖而出的势力,文昌信仰在完善传统信仰体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同时,也为政府对抗具有潜在威胁的民间宗教提供了理论工具.     

田野中的丹道 广西南丹县明代土司炼丹文化考察札记

正今天,我们住进丹炉屯,立于丹炉山巅,想象明代壮族土司修道炼丹的场景,体会到的是道教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具有虔诚信仰的壮族土司对现实的审度、对信仰的追求,乃至对生命的追问。近代以来,关于中国道教炼丹术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道藏》等各类典籍里保存的炼丹文献中,仍然还有不少内容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此外,在传统文献之外,田野资料更是容易被忽略,这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了对广西南丹县     

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弘扬北大核心CSSCI

北宗禅发展到明代,再次出现兴盛之势。北宗禅的重兴,一方面承继着“观心看净”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不断融摄相关思想来完善自身理论,其中唯识学便是明代北宗禅僧关注的重要思想。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关注,一方面表现在北宗禅僧与唯识学者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北宗禅僧如无迹正诲、了凡乘时等,其自身便是唯识学专家。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关注,既与明代佛教发展的大势相契,也与应对时代命题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冲击与责难相关。     

老舍与回族抗战题材话剧《国家至上》

<正>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除积极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外,极其重视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1939年3月经救国协会副理事长唐柯三与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倡议,救国协会组织成立回教文化研究会,并发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研究会成立宣言》,指出:"民国肇造,国父孙中山先生昭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主张,回胞始渐呈复苏的状态。学校的创立,刊物的发行,民众及学术团体的组织均见活跃,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业,回民亦开始努力。抗战     

五台山藏传佛教与民族团结

五台山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文殊菩萨智慧第一,在佛经中被称为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此缘由,也就备受僧俗信众的信仰、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名公宰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土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起,始于元代。１３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的各大宗派次第形成,在广大的蒙藏地区已成为普遍的信仰,并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人心向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１２４４年,为了安抚藏区民众,当时驻军凉州的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致书召请藏区最具威望的萨迦班智达北上凉州会谈。…     

师生妙对拾趣

在古今联苑中,留下了不少师生联语,有的风趣幽默;有的意境深远、妙趣横生,令人拍案叫绝。今采撷一束,与读者朋友共品。(一)明代万历年间,湖北省天门县出了两个年轻文人,一个名钟惺,另一个叫谭元春。他们主张厚今薄古,提倡通俗文学,在当时文坛产生了极大影响。有人十分推崇他们,便给他们题了一块“楚有材”的木匾。一位学台大人闻知后决定探个究竟,要考考他们的学问。一天,学台来到钟、谭的住处,恰好二人都有事外出,他只看到了挂在住所门上“楚有材”的匾额。学台十分不悦,但又不忍空手而归,便令手下将匾摘了下来,乘船带走。不久,钟、谭回家…     

房山隆阳宫与明代北方全真道

本文将新发现的碑石资料与方志、笔记文献相互印证,发现在明代前中期有一支全真道,起自北京房山隆阳宫,在明正统前后进驻全真祖庭白云观管理钵堂,后又发展到河南王屋山地区,在陕西终南山一带亦有传播.此系从“常”字辈开始传续龙门派字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使用龙门派字谱的全真教团,对于研究明代北方全真道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