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

科学传播以各种沟通与传播的方式,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入社会各阶层,争取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曾经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被视为国家教育的核心,也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处的,应当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科技发展,许多应用的技术,在短期效益的满足中,逐渐突显出这些科技在长期所显现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发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导致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这种怀疑的风潮,在20世纪末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体现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的过程,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公众信赖。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的两难,因此也成为一个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长期处理怀疑主义的理论,能够从对于知识的批判的角度,为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科技传播的内容中,必须列及风险的机率,并且考虑"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应用;第二、科学传播的作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本文最后强调,这两点的落实,充分体现现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提升科学文化的使命。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主持人手记

<正>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是现代西班牙语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吸收现象学、新康德主义等学说,发展出一种有自己特点的"生活理性"的哲理,很值得我们关注。但是,中国大陆学界一直未有机缘来正式了解他乃至西班牙语世界的哲学,实属一种亟待纠补的缺憾。眼下,年轻学者高源厚利用自己的     

永远38岁

走进公众视野里的她永远那么身材苗条，面容娇美，举止优雅，虽然已年过花甲，可看上去还不到40岁的样子。时常有人好奇地问起她的年龄，这时她总会满脸含笑地说：我永远38岁。她就是被誉为“华人世界第一名模”的王榕生。     

论道门人士的自我觉醒

道教之所以对生命如此重视，就在于道教徒深刻认识到了人的必死性。人之必死是道门人士自我意识得以觉醒的内在驱力。此种觉醒，从表现上看，体现于道门典籍对炼己省己、人死无替等思想的强调中。从原因上看，道门人士的自我意识能够觉醒，就在于他们对个体生存于世所面临的虚无、冲突和艰难等事实深有经验和体悟。     

“场所”——来自根本之处的思索

一、“场所”的形成1 92 6年 ,即西田几多郎 (1 870— 1 945年 )从京都大学退休前两年 ,他发表了题为《场所》的论文。这篇论文对于研究西田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说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篇论文出版之后 ,左右田喜一郎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对它进行了评述 ,认为它“进一步加深了     

欧阳竞无的三重四种体用观

欧阳竟无在《唯识抉择谈·抉择体用谈用义》中给出三重四种体用观。第一重“粗言”体用，第二重“细别”体用，第三重“以相明体用”；其中第二重又区别“体中”与“用中”，提出两种体用观：这样就有四种体用观。其中，第一种照应了中国传统体用理论框架；第二种将“体用”与“唯识”联系起来；第三种“种子为体，现行为用”是欧阳的创见；但最能代表欧阳思想精神的是第三重也即第四种体用观，因为在这里欧阳其实已经扬弃了体用概念于“相”的思想中。正是出于对“相”的重视，欧阳不但越出，而且批判传统体用观，拒绝一往而谈“体用”。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进步主义的思考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反弹。可以说,从现代化开始的那一天起,文化上的保守倾向和进步倾向之间,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张力。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仅仅是数百年来保守与进步之争的一个表现。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进步与保守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     

读经随感两则

出击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撒上17:45) 基督徒不是完全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也不可像当年的扫罗和百姓一样面对巨人歌利亚劲敌“就惊惶,极其害怕”,忍气吞声而退缩逃跑,又美其言曰:要忍耐到底。 基督徒啊,不可自欺欺人。     

梁漱溟佛学思想简论

梁漱溟是中国近代知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从二十年代末走出大学之门,搞乡村建设,在山东邹平主持乡村建设研究院,企图在承接传统的基础上,发动、引导和组织农民,进行民族自救,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理想。他从十六、七岁(一说为十四、五岁)起,由于对人生“不胜其怀疑烦闷”,即“倾慕出世,寻究佛法”(《人心与人生·成书后记》)。其后虽转向儒学,并对之研究有素,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始终掺杂了许多佛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