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社交焦虑和双自我意识的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以39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了社交焦虑在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公我意识、私我意识水平的调节。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后,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2）社交焦虑在自尊和网络过激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公我意识调节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直接作用。相对于公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直接效应对公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更显著;（4）自尊对社交焦虑的作用还受到个体私我意识的调节,相对于私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间接效应对于私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显著。     

论无偏私原则在职业协会惩戒中的适用

在职业协会惩戒中,一方面,惩戒决定人不得对裁决结果享有个人利益,尤其是金钱利益,同时,也不得对被惩戒人存在着个人偏见;另一方面,惩戒决定人应当保持独立性,通过内部职能分离制度可确保惩戒决定人的独立性,这兼顾了公正和效率的双重价值。另外,可采合理怀疑标准作为撤销职业协会惩戒决定或主张该惩戒决定无效的判断标准。     

儒家伦理与腐败问题

有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本文针对这种观点进行驳难。首先,在述旨部分,就这种观点所涉及的儒家经典中的三章(《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章、《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曰章和《孟子·万章上》象日以杀舜为事章),本文陈述了历代注解中最值得重视的看法,以此作为分析相关问题的根据。其次,在析理部分,就持论者对这三章的过度诠释,本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应当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而非从义务论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质言之,这三章都应当从行乎中道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从抽象原则的角度去理解。最后,就持论者持论的不同层次,本文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圣人腐败论、伦理原则腐败论和文化心理腐败论是持论者持论的三个不同层次。前两个层次的漏洞比较明显,因此反驳也比较容易。比较特别的是第三个层次。通过对文化心理腐败论的仔细分析,本文指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的看法实际上以大公无私的观念为基础的,这可能是持论者自己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意承认的一点。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公不废私的思想则是一种更为平实、更值得欲求的伦理观念。     

论曼德威尔的“私恶即公利”

曼德威尔的“私恶即公利”具有矛盾性和过渡性。他既肯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利对公利的促进 ,私利与公利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在价值评价上又采取了矛盾的形式 ,仍然认为私利是一种“恶” ,不能摆脱或抛弃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伦理体系。曼德威尔的思想 ,为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伦理性质的论证提供了准备 ,在对私利或个人利益的伦理评价上 ,他的“私恶即公利”的思想成为由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中间环节。他的这一矛盾的命题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看待个人利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中国公私观转型视界中的公民精神培育

公私观念构成了中国人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而公私差异生成了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特殊主义特性.在"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住"的社会生活中,"天下为公"的理想、"大公无私"的品格、"崇公抑私"的手段所衍生的"公"的观念却始终是一种基于私人关系的圈层意识,无法超越"一己之私"的范畴,故而思想界多有诟病.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并积淀扎根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公私观念,对于国人之公共参与行为、公民精神培育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或动机的约束上.将公私看作是绝对冲突、势不两立的双方,并且将与个体自我有关的一切方面都归入"私"的范畴而视作必须灭绝铲除之列,如此逆人天性而行,则实际结果只能是公私关系的扭曲和逆转,只能是正常、正当的"公"与正常、正当的"私"的两败俱伤.追求程序公平,必然要肯定"合理之私";强调结果公平,必然要奉行"尚公之道".所以,培育公民精神,推进社会公平,需要大力提倡"尚公重私"的公私观.     

儒家公私观述论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公私观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不同的儒家学者对于公私关系的理解往往各有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在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上,都是提倡和主张大公无私、崇公抑私的.儒家公私现所体现的社会道德理想、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对后世影响深远,构成了中华民族伦理思维、道德生活以及行为选择的基本方式和主导方向.对儒家的公私观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于时代要求以及人们现实生活状况的新的公私观,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论明清之际公私辩中“私”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形成的重视“个人”的 一股思想潮流,自清代中叶以来从地表消失,直到近代,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又展 现 了现代性的“个体”观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在明清之际的公私辩中已经出现了维护独 立性的个体、个人的思想。实际上,深入分析以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思想家的公私辩中对“私”的正当性辩护及其限度,可以发现,尽管私、私欲在某种程度上 被肯定,但并未获得独立性地位,相对于公而言,私仍然具有某种伦理之恶的属性;在群己 关系中,“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仍然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层面,并不具有 现代的个人、个体属性。从明清之际至近代,公私辩的逻辑进路是一脉相承的,“公”是“ 私”的前提,“群”是“己”的限度,他们的区别在于各自致力于探寻达至“公私和谐” 的路径不同。     

浅谈我国古代官私书目中的道教典籍

道教素以“杂而多端”著称,其典籍数量庞大;且历来沿革不清,分类不明。道教史上虽间有高道大德如南朝陆修静、孟智周者,阐扬前人目录学传统,融合儒释道多方素材,提出“三洞四辅十二部类”之说,看似已对道经条分缕析,实则多有局限。且许多道经目录经数次大规模禁道毁经后,多不流     

战国侠义精神

战国时期涌现出来了众多的侠义之士,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侠义精神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迅猛的扩展。《韩非子》认为,不要名,不为利,张扬个性,豪放肆意,蔑视权贵,敢于反抗是他们品质。司马迁认为,志向高远,仁义诚信,仗义行侠,轻死重气等是战国侠义精神的核心内涵。班固认为,战国侠义精神是充满了反抗的精神,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等品质难得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