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民说》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早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1902 年,梁启超就意识到国民素质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他发表《新民说》,提出我国国民应清除奴隶性,培养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敢于竞争、进取,把国内外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重塑新型国民。这些论断对当今提高国民素质仍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塑造新民的道德路径及其现代启示——基于《新民说》的探讨

梁启超《新民说》强调以道德塑造新民,借新民救亡图存。梁启超提出“公德 —私德”的分析框架,并根据自身理论及实践的结果,于不同时期给予了相应的侧重性说 明。他指出,民德并非单独的存在物,必须与民力、民智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三者之间构 成“三位一体”的共在关系;道德工夫务求简易,借助正本、慎独与谨小,塑造道德的 纯正动机、自觉监督及可行起点。透过梁氏的道德思想及其引发的道德问题争鸣,既可以见 证道德培育之于个体生命成长及社会秩序维系的必要性,也可以探究道德生成及其发挥作用 的局限性,更可以为当前社会道德培育提供相应的启示意义。     

城市触媒视角下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有机更新策略

历史文化街区记录着城市的发展轨迹，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构成，是城市文脉具象生动的外在表现。引入城市触媒理论，在对长春市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列举历史文化街区触媒活化设计的原则和要点，通过相关触媒元素的选择和塑造，提出长春市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有机更新的一系列策略。     

论梁启超的“新文体”创作

<正>梁启超新文体的散文创作是其"文学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蕴含。新文体的历史机缘在于报章新媒体的出现,它的成熟有赖于龚自珍、王韬等人的早期探索。梁启超新文体散文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体现出一种过渡性的创作特质,并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及之后的白话文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     

《大学》“亲民”与“新民”辨说

在历来关于《大学》之亲民与新民的争论中,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朱子改亲为新的主要动机在于适应将《大学》义理理学化的需要,但其对于经文的诠释并不符合《大学》文本的思想内容;王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而复新为亲,突出了亲民的实践品格,更为贴近《大学》文本的原意,却忽视了《大学》古本中客观存在的新民问题。本文主张跳出宋明理学的思维模式,直接返回到《大学》思想的古代源头去探寻新民与亲民的本来意蕴,并对于新民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解释。笔者通过考察《尚书》、《诗经》和《孟子》中的相关文献,发现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语境中,所谓新民是相对于新命而言,是新朝子民之意,并不具有性理学的意义。它作为上古思想的遗存被纳入到《大学》内圣外王新的思想体系中,但在《大学》新的思想脉络中,早期儒家经典中关于亲民、新命、新民三者关系的思想线索却变得黯而不彰了,于是导致了后来的种种不同解读,唯有回到亲民和新民思想的发源处,才能真正搞清它们自身的涵义,进而理清二者关系的本来面目。     

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与普世伦理

"新民"伦理是一种资产阶级伦理。梁启超吸取西方资产阶级伦理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与中国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伦理观,创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新民"伦理。梁启超的"新民"伦理虽然吸取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伦理观,但与立足于个人主义道德原则基础上的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整体主义伦理基础之上、注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和谐的中国式的新资产阶级新伦理,具有普世的伦理价值。     

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在清末民初,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往往可以从他们对儒家的态度变化中窥测到。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思想复杂多变,尤其是政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差异很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勾勒梁启超的思想演变线索,来发现他的思想与时代的共振。此方面研究目前并不充分,本文即是以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为线索,在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的矛盾中,探讨他对“国家”与“天下”等问题的思考。     

朱子注解“新民”的理论逻辑与历史意义

朱子注解“新民”遵循了“以文义推之”与“以传文考之”相结合的原则，其逻辑思路为：人人皆有明德处且需要自明其德，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民的可能性；新民的重要性和“民”自身难以完成自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从总体上决定了新民的必要性；新民的实现需要“上之人”与“下之人”共同努力，综合运用“絜矩之道”“齐之以礼”“齐之以刑”,始终坚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强不息精神。朱子注解“新民”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诠释经典之“守正”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蕴含着许多独特且具有创新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