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

科学传播以各种沟通与传播的方式,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入社会各阶层,争取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曾经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被视为国家教育的核心,也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处的,应当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科技发展,许多应用的技术,在短期效益的满足中,逐渐突显出这些科技在长期所显现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发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导致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这种怀疑的风潮,在20世纪末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体现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的过程,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公众信赖。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的两难,因此也成为一个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长期处理怀疑主义的理论,能够从对于知识的批判的角度,为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科技传播的内容中,必须列及风险的机率,并且考虑"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应用;第二、科学传播的作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本文最后强调,这两点的落实,充分体现现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提升科学文化的使命。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危机

在现今的讨论中，新自由主义被理解为一个既是学术性的又是政治性的纲领。它取消经济的、社会的和公益的调控．也就是说，削减和缩小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扩大市场，提高经济的以及道义的增长。     

新仁学视域下的儒医新论

"新仁学"是牟钟鉴先生二十多年来对儒学的创新和探索的理论结晶,不论是"三大命题"还是"十大论著",对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道德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对当代"儒医"的培育更具重要的借鉴价值。"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悬壶济世之"仁心仁术"思想;"以生为本,以诚为魂"的济世救人之"人命至重"思想;"以道为归,以通为路"的大医精诚之"普通一等"思想;"仁修论"中"清心寡欲"的淡泊名利之"廉洁行医"思想等,对促使当代医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主持人手记

<正>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是现代西班牙语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吸收现象学、新康德主义等学说,发展出一种有自己特点的"生活理性"的哲理,很值得我们关注。但是,中国大陆学界一直未有机缘来正式了解他乃至西班牙语世界的哲学,实属一种亟待纠补的缺憾。眼下,年轻学者高源厚利用自己的     

“八塔经变画”与宋初中印文化交流——莫高窟七六窟八塔变图像的原型

宋初经由丝路敦煌的中印佛教往来、中印贝叶经及作为图像学范本的贝叶经插图的流通与《八塔变》图像样式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北宋初年包含密教义理的佛教在宋辽西夏的兴起,佛教经典如《八大灵塔名号经》的传译、往来中印之间汉梵僧人的求取或馈赠贝叶经的热潮,将插图丰富的新式贝叶经佛典《般若波罗蜜多经》引入中土,创造了莫高窟等地的八塔变图像,成为宋初的新经变。本文拟从讨论敦煌莫高窟76窟东壁《八塔变》壁画入手,探讨《八塔变》所据经典及其图像的东印度波罗艺术原型,从而管窥宋初中印文化交流之一斑。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宗教工作江西华章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16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各地宗教工作部门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力求扎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宗教工作领域落地见效。为此,本刊在专题栏目刊发系列文章,反映各地宗教工作部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以供交流。     

浅析康德的崇高理论

康德的崇高理论的要点可简要列为五个条件,体积大或力量强的客体,它导致——;理性和意志能力很强的主体,引起;恐怖、紧张等痛感,然而;主体理性战胜、超越了可怖客体,痛感转化为快感,因而最后;理性主体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增强了信心。康德崇高理论,是前人有关崇高思想的集大成与极大发展者,就其影响来说是空前绝后,广泛而深刻的。康德的崇高理论达到了相当的深刻性,但同时也具有了非常突出的局限性。对于康德正如叔本华所说"一个精神上真正伟大的人物,他的完美的杰作对于整个人类每每有着深入而直指人心的作用;这作用如此广远,以致无法计算它那启迪人心的影响能够及于此后的多少世纪和多少遥远的国家。"     

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

现代主义文学是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而从西方介绍到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就它本身说)在中国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它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几个方面都有所进展和突破,甚至达到(它在中国的)高峰.现代主义文学在30年代的鼎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