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考试主导评价 让多元化评价上位

多年来，教育体系缺乏正式的评价机构和体系，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估自发落到升学考试上，过程性评价很多也被考试替代，考试形式仍停留在纸质测验阶段。未经过合理论证的分数仍是划分学生等级的主要依据，分数仍是全社会的紧张源。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变革

在西方,随着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展开,为政治革命进行思想启蒙和理论论证成为哲学的主题,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虽然有多种表现形式,但都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等绝对化。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为无产阶级变革资     

加强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势在必行

物质的繁华，不应该牺牲精神的富有；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冷落了文明的空间。文明礼仪教育，作为一种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教育，必须长抓不懈，才能利国利民。不得不说，当今社会，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实力迅猛进步，但在精神文明方面，并没有及时赶上物质文明发展的脚步。在过于看重物质的年代，在家庭、社会的影响之下，很多青少年在文明礼仪方面出现缺失，传统文化更是成为人们淡忘的对象。     

从伦理美学到审美伦理学——维特根斯坦、杜威与原始儒家的比较研究

当代比较哲学研究已超越了平行式的传统对比方法,开始自觉走向一种所谓建设性交锋与交融策略。(Mou,pp.337-364)这种比较哲学方法的目标在于,使来自不同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能通过反思性批判或自我批判而相互学习,从而在所共同关切的重要哲学问题上做出贡献。本文首先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请进来，走出去”--高职设计教育模式新探

通过对我国高职设计教育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就自己的探索进行阐述；对高职设计教育模式的探索中，着重谈了“请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     

抗战初期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互动

早在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邀请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代表参加,共商民族教育大计。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成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真正较深入的接触,或许是在30年代初的南京。1932年,南京回族富商、慈善家陈经畲将陶行知创办的和平门小学复办,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小学,并聘请陶行知为名誉校长。     

家庭教育方式与学生心理健康

我曾对1999年考入北大，清华的60余名文、理科状元进行了家教调查。调查显示，状元们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方式都是温暖理解民主型的，其具体的家教特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