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教化”到同化:近代柏林的沙龙犹太妇女

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林的沙龙代表了沙龙发展史上的高峰。这些沙龙的创办者主要是犹太女性,她们把早期浪漫主义关于"自我教化"的观念内在化,追求展现个性和完善自身的文化修养。由于传统犹太宗教教育不足和受到浪漫主义宗教观影响等原因,她们走上改宗之路,试图以同化为代价融入主流社会。但这带来了身份认同危机,并推动了以种族和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反犹主义的发展。这些犹太妇女所经历的自我解放、团体忠诚、社会接受之间的冲突,她们所开始的同化,以及她们的心路历程,在随后两个世纪中将被几代德国犹太人一一重温,开日后德国犹太社团融入德国社会彻底失败的先声。     

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学者一般都认为,基于管仲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孔子对管仲的最终评价是肯定性的。然而,这却直接与孔子所言之,"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相冲突。实际上孔子并没有直接否定子路、子贡对管仲的看法。结合孔子的施教目标和《论语》中孔子回答弟子提问的基本方式,可以推断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如其仁"一语,与管仲并无直接关联。究其本质而言,孔子的回答旨在教化、激励弟子;而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违礼之管仲不能为仁者。     

礼乐教化与宗教学教育

立足于中国礼乐教化的人文主义大传统,理性地反思宗教观念、体验、行为和体制,加强和完善宗教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晚清以来,中国就陷入了"中西古今"格局之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组织模式、百姓礼俗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在今天,全球一体化加剧,中国文化生态呈多元化和复杂化发展态势,更易使人陷     

美德与教化——基于中西比较的视域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两个重要命题:"美德即知识"和"美德可教"。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知识,是超验的,而不是那种个人的、主观的、经验的意见,因此,相对于不可教的主观意见而言,美德是知识,是可教的。围绕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苏格拉底认为人具有自身的善,教化主要是让人发现自身的善,以增强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格劳孔则更强调人性的自私,强调法律等外在他律。就美德与教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哲人也进行了深思,特别是儒家对美德与教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而重视道德教化,孟子主性善而强调反求诸己,荀子主性恶而重视礼法约束,王阳明的致良知则在孟子良知说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道德教化与知行合一的关系。中西哲人有关美德与教化的讨论体现了人类对于普世道德的追问,同时也展现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旨趣。     

阳光书系《无神的社会》

如果不是作者近些年开始去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以为全世界越来越宗教化，以为全世界都在赞美神，都在做礼拜，走在为摆脱原罪而奋斗。他以为世界就像一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神，没有宗教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是不能存在的，那里的人们将无恶不作，世界将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但当他到了丹麦和瑞典之后，     

皇权与教化之间:西汉永光年间宗庙礼制改革的政治文化内涵

宣、元之际乃西汉政治文化一大转捩点,元帝永光年间由儒士倡导的宗庙礼制改革即为此转捩中之重要举措,寄托了他们对皇权"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庙议"中,儒士主张"亲尽迭毁"、君统高于宗统,努力祛除皇家宗庙祭祀中血缘共同体亲亲"私祭"的特征,从而赋予其国家"公祭"的尊尊性质,彰显出儒教对皇权乃"公权"而非"私器"的规训教化意味。皇权亦能通过鼓吹"祖宗功德"论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兼顾家族利益与王朝意图。     

《贤愚因缘经》之启悟

释迦牟尼位在会卫国介树给孤蚀国的时候，百一天早上，与阿难一起进城乞食，途中遇见一群小孩。这些孩子正在游戏，他们用泥土搭建宫殿、房舍、仓库。仓库里堆满了泥土，代表着财宝，五谷。有一个小孩远远看见了释近牟尼．被佛陀的光明相吸引，不由升起敬，：。，他取出“仓库”中的“百米”，请释这牟尼品尝。这个可爱的孩子路起脚尖，依然够不着佛陀，便请另一个孩子帮忙，另一个孩子蹲下身．由他踩肩而上。释道牟尼曲身端韩受土。这两个孩子欢天喜地，，C满意足如同大施主。释近牟尼让阿难用上抹房，土大少，只够抹佛舍的一边墙角，阿难…     

唐代绘画教育功能——成教化，助人伦

唐代美术理论家在对前人的书画艺术及其理论成就进行总结梳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们那个时代对于书画艺术的种种认识，这对我国书画艺术及理论的发展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刘向对儒家乐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向提升了乐教在儒家教化体系中的比重,使乐不再是从属于礼的、反映着礼的价值内涵的附属品,也使乐教具有了不低于礼教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刘向提出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的人性假设,认为音乐可以感通人情进而善化人性,使儒家的乐教理论建立在了更为可信的哲学根基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乐教合理性的论证。刘向以阴阳五行思想修正乐理,以黄钟之数为基础,完善声、数、度、量、衡的律历体系,并初步建立起具有相对严谨逻辑性的乐教逻辑,从而促进了儒家乐教思想在汉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