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明确国体、政体以及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性质和作用,是我们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项历史性任务.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国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政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略.     

秦汉之际皇权合法性理论的探寻与建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皇权是与大一统专制集权政治一起诞生的。但是,为皇权寻找"合法"存在的理论依据,却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从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称始皇帝,到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再到汉武帝确立"君权神授"思想,最终使皇权的合法性理论得到完成。     

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

回溯历史,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与发展都与其遭遇的困境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时期儒学批判话语的历史情境下,"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和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性课题。一、"五四"运动下的儒学危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日加剧以及中国自身政治统治的没落,传统儒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传统士大夫们所尊奉的孔门圣教在西学的逼近之下也呈现出持久的紧张与冲     

契约观念与正当性——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视角政治与伦理

作为政治学的重要范畴,契约观念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性问题紧紧交织在一起。这一范畴有特定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背景,并在不同时代语境之中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在西方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契约观念分别与政治服从的必要性、政治权威合法性和政府行为的范围与限度等问题密切相关。契约政治观念体现了人类实现自我治理的理想。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浅论近代佛教寺院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中的佛教寺院，在组织内外两个方向上均有治理方式的变革。不过，代表寺院外部治理的各种佛教组织，和代表寺院内部治理的各种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寺院内外组织治理方面遇到的合法性危机，即，一方面，官方管理机构的退出而给僧团以自治的空间，但佛教组织建设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使其最终走向失败；另一方面，有关寺院僧众教育等寺院内部治理的改革，也因合法性认同的危机而未能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机理的审视

在多元交错的社会空间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关涉到自身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沉浮。执政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必须予以审慎思考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主要是从经济绩效的提升与宣展、意识形态的传承与超越、公平正义的坚守与追寻和民主模式的建构与拓展四个层面上展开的。本文意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机理的多维审视,以期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探寻并积极拓展、开发和维护执政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夯实执政地位打开更为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经济制度论证中的公民权利——以德国和中国为例

所谓"经济制度论证",作为经济伦理学的一个范畴,主要指人们对当代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市场经济--的论证基点或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为什么要建构市场经济,如何建构市场经济,建构怎样的市场经济,其实质是对市场经济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