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小樊:成熟得好无助

正不知怎么的,最近一有闲暇,就追起一部剧来,剧名《欢乐颂》。里面有这样五个女孩子:智力超群的安迪、古灵精怪的小曲、成熟老练的小樊、乖巧踏实的小关和没心没肺的小邱,她们都住在同一个名叫"欢乐颂"的公寓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虽然住的地方叫"欢乐颂",可住在这里的五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安迪,聪明过人的职场精英,事业顺风顺水,收入丰厚,也有优秀的男人追求,可幼年孤儿的经历,让她很排斥与别人的肢体接触。小曲,为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争家产,为能得到高学历的赵医生青睐而费心费力。小     

伦理调节、个体德性与我国的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调节除政府与市场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就是伦理调节。本文分析了伦理调节必须依赖于内化的个体德性以及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总结了伦理调节的基本方式,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思路。     

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影响

收入分配公平判断是人们对自己收入所得公平与否的主观评价。通过对参照点和收入金额的控制,探讨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对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1)民众的收入公平判断受参照点的影响,在有参照点的情景下比无参照点情景下更感觉不公平;(2)不同工资水平下,民众的公平判断具有显著差异,而且民众对低于平均工资的“受损”比高于平均工资同等金额的“受益”赋予的公平感的权重更大,即存在得失感受的不对称;(3)不同的工资参照点、多得和少得的分配结果共同影响民众的公平判断,即损失规避在参照依赖对公平判断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也说“财富自由”

“财务自由”这个词最早被大家知道,应该是由于一本众所周知的财商书《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里说道：“只有实现了财务自由,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它本想表达的意思大概是：一个人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至少要等于或超过他的日常开支,这种状态就可以称之为财务自由了。然而这个理念后来悄悄人们口里被改成了“财富自由”,其意义更多侧重于“我啥时候能有足够的钱,获得真自由？”     

为什么很多善良的人一生痛苦

曾经向一位德行极高的师父请教:为什么善良的人还会经常感到痛苦,而那些恶人却活得好好的呢?师父很慈悲地看着我说: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有痛苦,那就说明这个人的内心一定有和这个     

江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为探究江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水平 ,本文在一般性描述的基础上 ,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评估。通过对城乡居民进行数据处理后的收入差距、现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以及区域间差距等多方面的分析 ,本文认为江苏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要明显大于名义上的收入差距 ,并提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以及外部环境因素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辽宁省农村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居民医疗保健需要、需求与利用

对2001年对辽宁省农村医疗保健需要、需求和利用进行调查.样本选择主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水平,抽取9个县、27个乡、54个村,共调查了1084户、3 812人.分析了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的患病率、医疗服务利用频率、就医流向、医疗费用支出水平及其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患病未利用原因及比例的差异和特征.并分析了医疗需要和利用的变化状况,调查对象对农村医疗保障形式的意愿.研究结果揭示低经济水平地区居民高需要、低需求、未就医率高、医疗费用负担重的状况.     

一位“衣橱整理师”的苦乐生活

26岁的张馨合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从事形象顾问工作,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她的收入也大打折扣。一次坐地铁时,她听到两个30岁左右的女士抱怨说,虽然衣橱里挂满了各种高档衣服,可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件,让她们深感苦恼。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念头从张馨合的脑海冒出:凭自己多年从事形象顾问工作积累的经验,何不去帮人整理衣橱、陪人去商场购物?这肯定是个潜在的赚钱机遇,如果干得漂亮,绝对要比白领赚得多。张馨合经过认真考察后,于     

缺血和出血性脑卒中风险因素在22个国家控制情形研究

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卒中的各种危险因素的负担程度的研究还不确定,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研究者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联系,对于卒中主要类型出现的危险因素有所了解．评价这些卒中危险因素负担的程度,并且探究卒中危险因素和心肌梗死的不同之处。     

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中的农业:以50年为视角的三个反题

中国快速的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更宏大的经济目标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不管是对是错,关于中国未来的大视野烙上了毛的印记,漠视这些更宽广的目标去评判1955-1956年农业集体化的高潮是错误的。这种集体化反映了一种外延式的增长,即依赖于劳动力动员,以一种由努克斯(Raguar Nurkse)的理论阐释过的方式来增加要素的供给和扩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这种策略不可避免地要求官僚控制、强制和抑制农民的消费以及强行抽走农业剩余。这样的话,其结果就不应该依据建立在市场价格上的农业生产模式中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最大化、农民的劳动激励或者效率等规则去评价。在这一框架中,毛泽东之后的非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和工农业平衡的重新调整可以看作是向农业内涵式增长策略的转变,这种策略是建立在(继承)由毛所留下来的物质遗产(灌溉和排水能力的扩张)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