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互动

早在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邀请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代表参加,共商民族教育大计。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成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真正较深入的接触,或许是在30年代初的南京。1932年,南京回族富商、慈善家陈经畲将陶行知创办的和平门小学复办,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小学,并聘请陶行知为名誉校长。     

回族抗日歌曲与家父王梦扬

抗战期间,不仅有中共的回民支队和国民党的西北马家军参战,而且也有一批回族文化人参与抗日宣传,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家父则是回族抗日歌曲的组织者。（注：家父原名王梦扬,抗战后因受特务追踪,亡命新疆,改名为王孟扬）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以白崇禧为首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也随之西迁。全国著名的回族文化界人士马松亭、王静斋、王梦扬等汇集重庆,使当地文化活动空前活跃。1940年初,     

奥菲对后期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诊断

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194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也是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1]的主要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菲对劳动市场与合理化、福利国家     

浅谈定格动画在影视后期中的应用

影视后期制作主要是指以一定的素材为基础,对其进行艺术性再加工与组合,从而获得完美的视听效果。而定格动画在影视后期中的应用,对于增强影视的节奏感与视觉特效,增强影视在一定空间之内诸多元素的运动比例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简析了定格动画的含义及其特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影视后期中定格动画应用。     

从《共赴国难》到《金陵十三钗》——20世纪30年代初抗战电影与当代抗战电影现实主义比较

20世纪30年代,中国深陷民族危机,抗战成为全国各阶层的一致要求,抗战电影也应运而生,抗战也成为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宝库里的重要题材。今天,抗战电影依然活跃在我们的大屏幕上。虽然都表现抗战,但今天的创作者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创作者在对现实的刻画上有了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控诉与反思、呐喊与细语、群像与作者三个方面。     

老舍与回族抗战题材话剧《国家至上》

<正>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除积极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外,极其重视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1939年3月经救国协会副理事长唐柯三与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倡议,救国协会组织成立回教文化研究会,并发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研究会成立宣言》,指出:"民国肇造,国父孙中山先生昭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主张,回胞始渐呈复苏的状态。学校的创立,刊物的发行,民众及学术团体的组织均见活跃,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业,回民亦开始努力。抗战     

败给经验

这是一个真实的战例。二战后期,在地中海的一个海湾,有段时间德国军舰总是每周一三五日去布水雷,而英国扫雷舰则逢二四六日去扫雷。这样日复一日,渐渐成了双方的行动规律。有一天,不知为什么,英国军队没有去例行扫雷。第二天,德国军舰却照旧去布雷,结果撞上了自己上次布在水下的鱼雷,军舰沉没了。英国人把落水的德国人作为俘虏救了起来。德国舰长被救上英国军舰后,居然怒斥英国人前     

“黄金纽带”是怎样重光的——抗战胜利50周年前夕访赵朴初先生

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同时亦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举行活动,隆重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两家全国性公开刊物——《佛教文化》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和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进展,支撑和构成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解,印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间已经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及其利益认同本质。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就能实现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体验。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共同生活和发展的悠久历史。但仅此并不足以推动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发实现,相反是意识形态实践持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这种实践不可能以某种具体文化形态来重构整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但却使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支撑性的社会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民众共同持有的基本秩序立场。文化认同及其秩序立场观念的引入,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在多方面的拓展,并更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对于引领而不仅仅是加速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     

难忘石板寨的抗日枪声

据有关史料记载,抗日战争后期,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由湘、桂进军贵州。1944年11月27日,由荔波县佳荣乡进攻九阡。28日侵占九阡,29日侵入三洞,30日下午侵占三都县城。12月5日从丹寨撤退．三都县城再次遭受蹂躏,6日从三都县城分两路继续撤退,一路经水龙、三洞出九阡;一路沿都柳江而下至上江、坝街,8日全部退离县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