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互动

早在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邀请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代表参加,共商民族教育大计。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成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真正较深入的接触,或许是在30年代初的南京。1932年,南京回族富商、慈善家陈经畲将陶行知创办的和平门小学复办,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小学,并聘请陶行知为名誉校长。     

回族抗日歌曲与家父王梦扬

抗战期间,不仅有中共的回民支队和国民党的西北马家军参战,而且也有一批回族文化人参与抗日宣传,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家父则是回族抗日歌曲的组织者。（注：家父原名王梦扬,抗战后因受特务追踪,亡命新疆,改名为王孟扬）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以白崇禧为首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也随之西迁。全国著名的回族文化界人士马松亭、王静斋、王梦扬等汇集重庆,使当地文化活动空前活跃。1940年初,     

从《共赴国难》到《金陵十三钗》——20世纪30年代初抗战电影与当代抗战电影现实主义比较

20世纪30年代,中国深陷民族危机,抗战成为全国各阶层的一致要求,抗战电影也应运而生,抗战也成为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宝库里的重要题材。今天,抗战电影依然活跃在我们的大屏幕上。虽然都表现抗战,但今天的创作者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创作者在对现实的刻画上有了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控诉与反思、呐喊与细语、群像与作者三个方面。     

老舍与回族抗战题材话剧《国家至上》

<正>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除积极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外,极其重视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1939年3月经救国协会副理事长唐柯三与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倡议,救国协会组织成立回教文化研究会,并发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研究会成立宣言》,指出:"民国肇造,国父孙中山先生昭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主张,回胞始渐呈复苏的状态。学校的创立,刊物的发行,民众及学术团体的组织均见活跃,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业,回民亦开始努力。抗战     

与复活的主相遇

正经文:约20:1-1 8,21:1-14;路24:1 3-35"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复活,是上帝在整本圣经中前后一贯的启示。基督的受死、复活,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定好的旨意,是圣经关于救恩的完整启示,所以,耶稣复活是基督徒信仰核心中的核心。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有四十天之久,他多次向门徒显现。     

“黄金纽带”是怎样重光的——抗战胜利50周年前夕访赵朴初先生

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同时亦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举行活动,隆重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两家全国性公开刊物——《佛教文化》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和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进展,支撑和构成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解,印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间已经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及其利益认同本质。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就能实现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体验。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共同生活和发展的悠久历史。但仅此并不足以推动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发实现,相反是意识形态实践持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这种实践不可能以某种具体文化形态来重构整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但却使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支撑性的社会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民众共同持有的基本秩序立场。文化认同及其秩序立场观念的引入,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在多方面的拓展,并更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对于引领而不仅仅是加速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     

契理当机的"今菩萨行"理念及实践--太虚大师与抗战时期的重庆佛教

太虚大师抗战时期长住重庆,秉持大乘佛法出世而入世的精神,因应时机倡导"今菩萨行",后发展成更完备的菩萨学处体系.以汉藏教理院学僧和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为代表,重庆佛教界积极响应投身于救国,特别后者为救护难民作出了相当贡献.不仅如此,太虚大师这一思想对现今重庆乃至中国佛教亦影响深远.     

语留“三分”见睿智

2010年8月初,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宣布其历时3年制作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在搜狐网独家开播。在发布会准备期间,崔永元多次邀请导演姜文前来捧场,为《我的抗战》打气。此时,     

Ⅰ期颈椎前后路联合手术治疗嵌夹脊髓型颈椎病

为了探讨前后路联合手术治疗嵌夹脊髓型颈椎病的疗效,对50例患者行Ⅰ期颈后路单开门-前路减压内固定术。术后随访脊髓功能改善情况,植骨融合率及并发症。结果显示,50例患者经平均6．5月随访,内固定均获牢固融合,脊髓功能明显改善,无明显并发症。提示Ⅰ期颈椎前后路联合手术是治疗嵌夹脊髓型颈椎病的较理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