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互动

早在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邀请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代表参加,共商民族教育大计。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成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陶行知与中国伊斯兰教界真正较深入的接触,或许是在30年代初的南京。1932年,南京回族富商、慈善家陈经畲将陶行知创办的和平门小学复办,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小学,并聘请陶行知为名誉校长。     

老舍与回族抗战题材话剧《国家至上》

<正>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除积极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外,极其重视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1939年3月经救国协会副理事长唐柯三与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倡议,救国协会组织成立回教文化研究会,并发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研究会成立宣言》,指出:"民国肇造,国父孙中山先生昭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主张,回胞始渐呈复苏的状态。学校的创立,刊物的发行,民众及学术团体的组织均见活跃,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业,回民亦开始努力。抗战     

智慧语言创造财富

有这样一个故事。二战后一个日本商人经营小食品,买卖很好。他一般是把东西包扎好后,非常礼貌地问顾客:先生,是您自己带回去呢,还是给您送回去?顾客多选择后者,这样,店员要不断地给顾客送货,导致人手紧张,经营成本高。后来有人出了一个     

评日本战后环境思想之研究——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为核心

日本战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生了严重的公害教训,因此公害是日本环境思想的原点。在所有的环境问题研讨中,人们对公害的研究最为透彻,日本的环境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公害考量的基础之上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将此问题作为马克思学说新的发展方向。为此,全面回顾并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印度佛教中的上首菩萨。位居一切菩萨之酋，佛经称之为“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乘佛教中，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济世无穷。随着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大乘佛教的传入．文殊信仰日盛．并于唐代初期钦定山西五台山为文殊道场。     

民初兴教风潮与宁波观宗研究社的开办

在近代影响甚大的观宗弘法研究社．是观宗弘法社与观宗研究社合并后的称呼，其前身，或最早的形态，实是民国初期成立的观宗研究社。而观宗研究社的成立．也不象后人所说的那样是谛闲一开始接掌观堂时就拟定好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影响而成的：一、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佛教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就强烈地感受到只有振兴佛学、培养佛教人才，才能振兴中国佛教，     

意识形态整合与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建构——以新中国初期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破"旧"立"新"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整合,推动以党政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借此成功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话语权,既巩固了党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为顺利推进当时的社会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但是,由于缺乏执政经验,没有及时从革命党思维转变为执政党思维,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求纯和急于求成,在尊重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的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偏差,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民国初期张相文塞北之行与草原丝绸之路

张相文是晚清民初中国科学地理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既深谙传统史地文献,也努力自学西方地理科学,特别重视地理考察,取得了突出成就。民国三年(1914年)张相文塞北行,只身考察内蒙古河套地区,对北京至河套五原段的近代状况作了详细的描述。这条线路应属于历史上的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分支,作为近代中国学者独立探察草原丝绸之路部分线路的早期实践,这次考察所涉及的草原丝绸之路从北京往河套的交通及其在近代的状况,对研究丝绸之路在近代的变迁与开发有重要价值。     

初期道教的现世性与基督教的超越性——从信仰方式及其内容方面审视

本文从信仰方式及其内容两个方面,将公元二世纪末(东汉末年)至六世纪末(南北朝【420-589】前)的初期道教与主后30-100年的初期基督教比较,指出前者因以现世的肉体生命的长生不朽为个体修炼的人生目标、以现世的肉体生命的彼此共在(太平世界)为道教徒共同体的信念而具有现世性,后者因以承受超验的精神生命(上帝的灵)的永生同在为个体信仰的人生目标、以超验的上帝之国的期盼降临为基督徒共同体的教义信仰而具有超越性。     

教会崇拜礼仪中国化:寻索融合

在崇拜礼仪中体现中国基督徒的特点、角色和身份,认同本国、本民族和人民,把崇拜礼仪与中国文化真正融合。崇拜礼仪在教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期教会,敬拜生活是以＂祷告、唱诗、聚会、交流分享、掰饼＂为主,之后崇拜礼仪逐渐完善起来。尽管崇拜内容不变,但崇拜礼仪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中都有风格、方式、特点等方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