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

科学传播以各种沟通与传播的方式,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入社会各阶层,争取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曾经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被视为国家教育的核心,也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处的,应当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科技发展,许多应用的技术,在短期效益的满足中,逐渐突显出这些科技在长期所显现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发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导致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这种怀疑的风潮,在20世纪末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体现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的过程,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公众信赖。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的两难,因此也成为一个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长期处理怀疑主义的理论,能够从对于知识的批判的角度,为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科技传播的内容中,必须列及风险的机率,并且考虑"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应用;第二、科学传播的作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本文最后强调,这两点的落实,充分体现现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提升科学文化的使命。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大学》本义试探

《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当时被编入《礼记》之中,与其他各篇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以致湮没了数百年而未能引起注意。自唐代韩愈表彰以来,《大学》才逐渐受到重视。尤其经过程朱的推崇,其渐渐由《礼记》中的一篇而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成为与五     

主持人手记

<正>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是现代西班牙语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吸收现象学、新康德主义等学说,发展出一种有自己特点的"生活理性"的哲理,很值得我们关注。但是,中国大陆学界一直未有机缘来正式了解他乃至西班牙语世界的哲学,实属一种亟待纠补的缺憾。眼下,年轻学者高源厚利用自己的     

“场所”——来自根本之处的思索

一、“场所”的形成1 92 6年 ,即西田几多郎 (1 870— 1 945年 )从京都大学退休前两年 ,他发表了题为《场所》的论文。这篇论文对于研究西田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说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篇论文出版之后 ,左右田喜一郎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对它进行了评述 ,认为它“进一步加深了     

欧阳竞无的三重四种体用观

欧阳竟无在《唯识抉择谈·抉择体用谈用义》中给出三重四种体用观。第一重“粗言”体用，第二重“细别”体用，第三重“以相明体用”；其中第二重又区别“体中”与“用中”，提出两种体用观：这样就有四种体用观。其中，第一种照应了中国传统体用理论框架；第二种将“体用”与“唯识”联系起来；第三种“种子为体，现行为用”是欧阳的创见；但最能代表欧阳思想精神的是第三重也即第四种体用观，因为在这里欧阳其实已经扬弃了体用概念于“相”的思想中。正是出于对“相”的重视，欧阳不但越出，而且批判传统体用观，拒绝一往而谈“体用”。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进步主义的思考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反弹。可以说,从现代化开始的那一天起,文化上的保守倾向和进步倾向之间,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张力。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仅仅是数百年来保守与进步之争的一个表现。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进步与保守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     

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辨析

“精神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精神性”和“生产性”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精神生产”的精神性和生产性都蕴含在实践概念中,“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它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而不断深入,最终指向“自由自觉活动”的人类实践目标。在经济学视野中,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置于生产主义批判的语境内,“生产性”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增殖性特征,从而使得“精神性”价值沦为生产主义的外在表现。20世纪中后期以来,“精神生产”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非物质劳动和文化逻辑等理论开启了研究当代社会中精神性渗透和生产性弥漫等特征的新方式,由此产生了关于新型生产劳动者变革的“生命政治学”趋向,为此人们应当审慎对待这一问题。     

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形态

应用伦理学是一个正在兴起并广受瞩目的学科及专业领域,它不仅拥有伦理委员会、伦理诊所等实践形态,也具备典型的理论形态。作为一种程序伦理,应用伦理学渗透着强烈的价值理念或价值意涵,贯穿着一种融贯主义的方法论,反映并同时深化和强化了现代伦理学运作的两个基本特点,即现代社会一方面更重视个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更重视整体的力量。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直面冲突、诉诸商谈、达成共识、形成规则、为立法提供理据。应用伦理学既有对基本原则的恪守,又有判断力和实践明智的运用。它是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与规范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元伦理学四足鼎立。     

《尚书》、《左传》、《国语》的心理学思想研究

《尚书》、《左传》、《国语》是我国最古老的三部文献。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有不少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本文主要讨论：《尚书》的五行观念、人贵论和人性论思想、认知心理思想、个性心理思想、心理测验思想;《左传》的情感心理思想、病理心理思想、文艺心理思想;《国语》的缺陷心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