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抑或目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思虑之对象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对他而言,欲望是设定目的的,思虑为实现欲望目的而寻求手段或工具。对于这个区分的解释,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持休谟主义的解读,认为理性是为欲望服务的;另一种持理智主义立场,认为理性思虑不会局限在寻求手段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理性思虑可以设定目的。本文在分析这两种解读各自的合理之处与存在的问题之后,进而考察一种被以上两种解释所忽略的情况,以此尝试提出一种可以兼容两种立场的解读。     

回族抗日歌曲与家父王梦扬

抗战期间,不仅有中共的回民支队和国民党的西北马家军参战,而且也有一批回族文化人参与抗日宣传,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家父则是回族抗日歌曲的组织者。（注：家父原名王梦扬,抗战后因受特务追踪,亡命新疆,改名为王孟扬）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以白崇禧为首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也随之西迁。全国著名的回族文化界人士马松亭、王静斋、王梦扬等汇集重庆,使当地文化活动空前活跃。1940年初,     

评亨廷顿论当今世界的伊斯兰复兴

评亨廷顿论当今世界的伊斯兰复兴加润国王圆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５月３１日文章，目前在美国新闻媒体中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是由左翼的《新共和》周刊和右翼的《旗帜周刊》吹出来的，其中的代表著作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重...     

民族复兴的文明追求

复兴取向规约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方向、路径与样式,构成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灵魂。相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前列。绝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品质重达时代高度。后者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更深刻的涵义。文明是人的生命活动及其结果(尤其是积极成果)的总体,本质上为人“文化”的结果与条件,具有“文化而明”的深层意涵。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皆要求中华民族开拓一种在根本上超越作为物性文明之资本文明的崭新文明。从文明视角看,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取向就在于创造更有益于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更有助于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新文明,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之;在于开创当代历史可能范围内最有益于人之存在及其升华的文明形态。中华新文明不仅是人的文明,而且是“文化”的人的文明,需要“文化”的人与之相辅相成,创造进而升华文明,从而“配享”文明。     

穆斯林与大、小净

伊斯兰教的大净和小净,是根据主命、圣行规定的洁身方法,这种方法的来历源远流长。自真主允纳了人类始祖阿丹夫妇违禁食用麦果的悔罪之后,便责令他们洗面、洗手、洗脚和抹头,并由此规定了穆斯林作净千古不易的基本法则。其中“三洗一抹”四项主命,足以唤起人类对阿丹夫妇违禁行为的反思。由于阿丹在接近禁树时。     

论政治教师的人文素养

如果说高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那么无疑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目的；如果说学生的人文素养决定着其能否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那么无疑作为政治教师的我们是否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则起着决定作用。新的思想政治教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模块，教材的主体内容涵盖古今中外的思想大家名言、重要的历史史实、诗词鉴赏、考古发现等，这让政治这门学科更加成为了提高人文素养的主阵地，同时也对政治教师的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霍姆斯·维慈佛教复兴问题新探

霍母斯·维慈在《中国佛教的复兴》中对上个世纪早期佛教因应社会剧变的反应是否可称为“复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以为其问题实质正是佛教的神圣性资源如何在现代性过程中得以保存。本文从制度层面、佛教社会功能、全球化或现代性、卡里斯玛、信仰者及其行为五个领域简要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佛教的经验研究，试图通过它们反映的当前中国佛教现实情况来重新回应维慈的问题，以反思民国改革对现在的影响，亦为当前佛教实证研究提供一种视角。     

公正何以为"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公正观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既是道德德性的一个类型,分有道德德性产生及其演变过程的显性特征,也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其中,总体的公正通过对法的遵守在规范的来源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具体的公正通过对外在善的适度标准的把握从判断标准和目标追求两个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对公正与道德德性、公正与适度以及作为守法的公正与作为平等的公正等关系问题的讨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德性统一性原则,厘清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呈现该原则的基本途径.     

伦理调节、个体德性与我国的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调节除政府与市场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就是伦理调节。本文分析了伦理调节必须依赖于内化的个体德性以及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总结了伦理调节的基本方式,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思路。     

民国《弘法社刊》的办刊定位及其作用

<正>近现代佛教报刊的兴办,被认为是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目前为止,出版总数虽难以确定,"但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数量多、参与面广、内容繁杂、有个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种不同势力和不同组织的要求"^[1]。民国的佛教界,可以概括为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这一新旧之争持续了整个近代佛教史,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态势"^[2]。以太虚及其追随者为新派,而冶开、圆瑛等皆为旧派。双方争论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各自主导的报刊展开论战。但是因为报刊本身就是新事物,是革新派愿意接受与喜欢使用的新工具,所以就力量对比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