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

上古“鬼”“神”的分别是：“鬼”指人鬼,其他为“神”。《易经》有“鬼”字无“神”字,并非没有神的观念,而是没有“神”的概念。《易经》的“天”“帝”即神。“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帝”与“天”同义,同位同格。“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性。     

一场浓雾定胜败

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为了实现称霸欧洲的野心,对外不断进行侵略,英、俄、奥三国结成同盟反对他。     

谶纬思潮与三皇五帝史统的构拟

三皇五帝史统的最终确立,与汉代谶纬思潮的盛行密切相关。综考三皇五帝史统的形成原因,既有天文历法上的启发借鉴因素,又有宗教祭祀层面的社会信仰需求,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上的法统传承象征,能给国家神话提供秩序支撑辩解。三皇五帝历史体系的主要属性,是古史系统与祭祀祀典的合一。其中既包括圣人崇拜的文化心理意识,又从历史传统上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文信仰特征。     

南宋大足圣府洞道教三帝石刻造像的图像分析

本文以二十四史中所记载的唐、宋、元三代宫廷主要的礼祀规范为依据,结合道教经典和图像学分析,对以北极紫微大帝为主神的南宋大足圣府洞道教石刻造像进行再探。重点分析圣府洞内以大明、北极紫微大帝和夜明道教三帝造像为主题的道教雷法道场。这样的道教神系图像组合反映了南宋政权期望借助天地星神的神秘力量来抵御北疆外敌、护佑皇权的功利性和现实意义。     

论唐初三帝的宗教政策——隋唐五代宗教政策研究之二

唐朝初年 ,在思想领域已经形成儒、佛、道三家鼎立的格局 ,统治者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文化政策 ,使其三家都尽力与皇权保持一致。这一政策由唐高祖确立 ,太宗、高宗遵循。但他们之间又有些差异。高祖站在道教的立场上 ,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从礼制礼仪上抬高道教的地位。太宗李世民虽在个人的思想情感上倾向于佛教 ,但最终个人情感还必须服从于政治 ;贞观年间 ,佛道之间已从“华夷之辨”和谩骂式的争辩转变为对宗教义理的探讨。高宗前期较多关注佛教 ,后期较多关注道教。总之 ,宗教教权必须依靠和服从俗世王权政治的需要。     

北齐文宣帝高洋废除道法考论

天保六年,北齐文宣帝高洋颁布《废李老道法诏》,令道士剃发出家为僧。此事虽有佛教徒自神其教的成份,但佛道论争与废除道教一事却非伪造。文宣帝本欲沙汰佛道二教,然最终废除道教者,其原因有三:迷信佛教,缺乏政治家气度;指导思想不清,政教冲突为宗教斗争代替;北齐胡风兴盛,且文宣帝饮酒过度患有精神疾病。文宣帝废除道教后,仍然与道士有交往。及至北齐废帝时期,道教势力再次壮大。藏内文献与《资治通鉴》记载文宣帝禁绝道教的影响,有夸大失实之处。     

用爱心践行基督 用知识照亮心灵——记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瑞琴姊妹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2：52）这是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瑞琴姊妹最喜爱的一段经文,也是她人生道路上的座右铭。她在灵程道路上践行了基督,诠释了基督的爱,为神做出了美好的见证。     

上清经五行数观念与道教“重阳”思想

六朝上清经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作为基础展开论述的,但上清经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运用并不是一袭其旧,而是有所选择和发展的.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上清经出现的五行配数观念之中.上清经书以一和十二配属中央土,而以三五七九分别配属南方火、北方水、西方金、东方木的独特模式,导源于汉末纬书,经过魏晋道气理论的成熟而发展为《灵宝五符》中的五方天气理论,最后被上清经用作论述上清道法的基本框架.它是魏晋道派在统治者禁言阴阳五行灾异的环境下新创的理论,而其创造的思想基点则是道教一贯的重阳思想.在这套五行数模式下,上清经实现了“道”与“术”的完美结合.     

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特征及其中国化历程

<正>北朝佛教造像艺术受朝代更迭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了从犍陀罗风格到中原风格的过渡,完成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进程,并奠定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基础。北朝是指从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420）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快速发展。尽管时间跨度只有150多年,但是由于经历了几次朝代更迭,以及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雕像艺术各有不同。     

何以为“圣”:理雅各对“圣”与“神”的译解

在儒家经典英译的过程中,"圣""神""天""帝""仁""贤"等概念之间的理解、关联和转换,特别突出地折射出中西之间的思想碰撞。而"强为之名"的翻译似乎可以建立对应的概念系统,却未必意味着真正的"会通"。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