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义》文本建构考论

《周易正义》文本的最终形态是遵照《周易正义序》、经由众家之手逐渐建构而成。《正义》先为长编、后作删补的编次痕迹在语义断裂、缀文窜乱及重复疏释的行文结构中有迹可循。在《序》文中,孔颖达拟定了该书的纂修旨要,“考案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是其核心。“八论”又以“十翼”之传和传《易》之人重塑了孔子《易》教的原理框架与传承谱系,为《正义》奠定了理论依据。然而,“宗孔”所恃之孔传在解经原理上各不相同,无法对经、传、注皆形成有效统摄。王弼《易》注困于“宗孔”为先的经教理念与疏文拆解的形式桎梏,只得沦为格式化的串讲。《正义》又在未明王注原理的情况下曲解其文,遂致疏文释义不明。后人对《周易正义》“空言诠句”的观感,并非由王弼注文引起,而是源自《正义》本身困于“宗孔”“尊王”的纂修宗旨,终未完成统一异义的刊定之责。     

管子与三国——二国时期的管子思想

三国时期,管子思想倍受尊奉且被广泛继承,体现了管子思想的历史意义。魏蜀吴三国汲取管子"尊王攘夷"思想而建国;汲取管子相齐、开发齐国的理念而形成区域发展的模式。魏蜀吴三国政权建成之后,继续尊奉管子思想,依据区域特点,加强政权建设;依据管子治齐的区域发展理念,实施很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推进区域社会长足发展,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各个区域也出现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局面。曹魏依据管子思想,实现北方统一,成为最具实力的政治集团;吴国效法管子发展经济,开发山海,不断向南推进行政区划,直至夷州(今台湾省)、朱崖(今海南省);蜀国汲取管子思想,团结西南各族,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发西南最有贡献的时期。总结三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管子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文化之一,管子之学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管子思想的社会传承,表现了三大特点:广泛性、实践性、前沿性,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尊崇的意识形态之一。     

从"三归"说起

孔子称管仲以仁,称桓公以正,因其尊王攘夷之功。孔子责管仲以僭以奢,但《论语》及采毫毛之美、贬纤芥之恶的《春秋》经传不书桓、管有淫乱之行。后世或传管仲三归为娶三姓女,并由此开“娼妓之始”,是“功名之下”的“非实之加”,是书虚,是讹传,是盲从。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探赜

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以鲜明的"尊王"主旨和"不惑传注"的治经方法,开辟了"春秋学"研究的新路径,改变了汉唐治经模式,实现了经学研究由训诂向义理转变的伟大革新,为儒学在宋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孙复也因此跻身"宋初三先生"之列。《春秋尊王发微》的用世主旨和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范式革命,不仅为后世经学研究定下了基调,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和更新鸣锣开道,称孙复为新儒学的开路先锋毫不为过。     

宋金元人论管仲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事功和政治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宋金元三朝,管仲和《管子》仍然对社会政治以及士人的思想行为发生重要影响。宋代主张革新、务实尚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多崇尚管仲尊王攘夷的事功,尊之为贤相能臣的楷模,赞许孔子对管仲“如其仁”的评论。空谈心性的宋儒既讥讽管仲“器小”,也贬低管仲的事功,孟子对管仲的评判影响了这类宋儒。金元人尊崇管仲合诸侯匡天下的事功,尊其为贤臣之首,对管仲的所谓“器小”几无苛责。金元汉儒多讳言管仲攘夷平戎的功绩。     

王树楠对管子思想的解读和阐发

晚清时期,面对着中国社会的危机,管子思想倡导的富国强兵理念成为人们救时之良策。以王树楠为代表的晚清士人对管子思想进行重新进行解读和认知,在“尊王变法”、“商战攘夷”、“兴商富国”等方面赋予管子思想新时代的内涵。     

庄存与春秋学的尊王特征——《春秋正辞·天子辞》读解

就"天子"一义而言,公羊学向有尊王与正王两种意涵,而其归趋则在于对大一统"王道秩序"的维护。庄存与完整承袭了公羊家的这一解经路线,但他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其尊王的程度比四传多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是其正王非但没有《胡传》激烈,甚至比乾隆官方的经解亦有所收敛,更注重对以"天王"为代表的礼法秩序崩坏的闵叹,而非对天王个人的讥贬。彰显出作为皇子师傅的庄存与,其经解是自觉站在王室立场之上的,有着明确的维护王室、维护大一统、维护王道秩序的特点。     

管子的天下一统观探赜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争霸,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在周天子权柄式微、天下分崩离析的危机关头,管子辅佐齐桓公力挽狂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安内攘外,重燃大一统薪火。纵观管子的天下一统理论与实践,其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四个环节——图强、称霸、尊王、攘夷,在列国纷争的年代,既合乎理论逻辑,也符合历史逻辑:国强则存,守成则亡,欲存亡继绝必须图强;强则必霸,不霸则衰,国富民强恒久之道,在于成就霸业;霸业之道,在于王霸兼采,匡正天下,宗周尊王,重树周天子权威;蛮夷之祸,华夏大患,故攘夷与安内互为表里。管子的大一统"四策",避免了华夏民族彻底分裂、华夏文明行将中断的悲剧,并开启了天下重归一统的历史进程。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亨利八世时期的“至尊王权”理论研究

亨利八世时期的宗教改革塑造了统领英格兰王国和教会的"至尊王权",这种不同于中古二元社会的新观念催生了新型的王权理论。主张"至尊王权"的理论家们基于教派倾向的不同,提供了多样化的论证路径,同时,这种王权理论存在诸多问题,其内涵需要在王朝政治的实践中被不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