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礼于老子”早期传本考信

"孔子问礼"案涉及"助葬巷党"、"适周观庙"等多次问礼之行。先考巷党问礼类文献源自战国《曾子问》单篇本,辑入《礼记》《家语》等传本;又适周问礼类文献源自战国《观周》单篇本,辑入《儒家言》《家语》等传本。次考适周问礼类文献之疑肇端在《史记》之讹,二类史事并非同时而必有先后;再考证孔子盖在31、32或34岁在鲁巷党问礼,在43至46岁适周洛邑问礼。故此二类材料既非伪本,也非孤证无征,而是由周至汉源流足征的孔氏学派文本;二类史事既无矛盾,不可默证为伪,而是以东周礼制典籍可证的早期儒家史料。     

共同体意识下的家国情怀论

家国情怀是人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集体如家庭和国家眷念与爱戴的心境,以及对其包涵与宽容的胸怀,是个人对于家庭和国家的一种积极的思想意识、情感认同和自觉担当的意愿,是一种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对培养人们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具有重要价值。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能直接等同,与共同体意识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当下我们既应该坚守家国情怀,也要通过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实现对家国情怀的超越。     

长远投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机构身无分文，经历了二战浩劫的各国政府也大多财库空虚，如何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拥有一片自己的立足之地呢?联合国对此一筹莫展。美国著名的家族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得到这一条消息后，经过商议，果断出资870万美元，在纽约买下一块地皮，把它无条件地     

佛教与中国伦理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后,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相互颉颃、相互对峙,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两种思想文化的巨大分歧,引发了长期的摩擦、斗争。佛教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面对矛盾、调整矛盾、解决矛盾,并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     

深受穆斯林爱戴的李慕唐阿訇

哈吉·欧麦尔·李慕唐阿訇,已年过花甲,但他容光焕发,正所谓老当益壮。他是中国伊协委员,安徽省伊协副会长、省政协委员、界首市政协副主席、城关清真大寺教长。李阿訇在豫皖一带享有很高声誉。他出生在一阿訇世家,青年时苦读经汉书籍。     

从汉代四家《诗》的异同看《毛诗序》的成型时间

《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说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兴起"好善恶恶"、自信多样的真情主体,"立于礼"挺立含情节情、履言范行的文理主体,"成于乐"完成大气仁爱、自由和乐的情理主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属主体起情→守理→合情理之自我挺成与社会共生。其中,"兴于诗"先于"立于礼"与"成于乐","立于礼"把持"兴于诗"与"成于乐","兴于诗"与"成于乐"内置"立于礼","成于乐"统摄"兴于诗"与"立于礼",三者一体有分,交融互进,相须为用,圆融挺成主体之人格。     

克己复礼为仁新诠——基于荀子的辨析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培养新时代高层次宗教人才

历史上,我国穆斯林传承伊斯兰教重视人才的理念和传统,在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有益实践.明朝中叶,中国穆斯林创办经堂教育,将伊斯兰教教育和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堂教育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伊斯兰教专门人才.20世纪初,中国穆斯林顺应时代潮流,兴办新式伊斯兰教教育,提倡中阿并授,兼设国文、数学、历史、地理...     

王时槐思想中恶的问题

王时槐是江右王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将善恶视为念能否顺本性而动,对合法性与道德性有清楚的辨析,并注重过恶之辨,意念无明显的邪妄可以视为无恶,但不代表无过。他主张善有本体,而恶无根即无形上的本体,但恶仍有其根源,这就是人的"自离其性"或"甘自弃之"的主观条件,这与康德的根本恶学说可以接榫。王时槐强调改过迁善的根本动力或力量源于自身,他主张人要立志、修治与敦礼,旨在实现心灵转变与在感官方式上的逐渐改良,达到念念归根的状态,从而纠正准则中颠倒的道德动机的顺序,他对静坐的强调则是通过收敛与暂息尘缘,以默识自心,从而达到动静皆能复归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