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欺凌规范与欺凌行为：群体害怕与同辈压力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两个研究探讨了群体因素中的班级欺凌规范如何通过同辈压力、群体害怕影响欺凌行为的发生。研究1为实验研究, 被试为186名小学高年级学生(M_age = 11.36 ± 0.99岁)。结果表明在不同情境(欺凌/非欺凌)的启动下, 各变量得分均具有显著差异; 进一步分析仅发现同辈压力的中介作用边缘显著。研究2为相关研究, 943名小学高年级及初二学生(M_age = 12.00 ± 1.32岁)填写班级欺凌规范、同辈压力和欺凌行为问卷。HLM分析显示同辈压力在班级欺凌规范与欺凌行为起显著中介作用。     

创伤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对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的追踪研究: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为了考察创伤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之间的纵向关系,本研究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主观害怕程度问卷、社会支持问卷与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对雅安地震半年后的303名小学生进行测查,并于震后一年半时进行再次测查。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对地震半年后的PTSD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无论是震后半年还是一年半,主观害怕都可以加剧PTSD、社会支持都可以缓解PTSD;社会支持在创伤暴露程度与PTSD之间不起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却可以显著地调节主观害怕程度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的影响,表现为主观害怕程度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的正向预测作用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增加而降低。     

从临床和发育来看儿童的害怕和恐惧

在神经心理紊乱中,恐惧反应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恐惧是焦虑性疾病的主要成分,焦虑性疾病的流行率为2％～4％,①然而恐惧的流行率报道却有很大的差异。目前临床对儿童时期的恐惧研究不多,而对成人恐惧的研究中发现许多患者在儿童时期已有很明显的恐惧现象,②因此,临床应尽早发现。在回顾儿童恐惧的治疗和病因过程中,应先弄清楚儿童正常害怕的发育过程,以澄清儿童时期恐惧的评价、诊断和治疗在发育上的重要性。     

9-11岁儿童对社会性害怕和内疚情绪的理解

社会性害怕和内疚都属于个体体验到的消极情绪,但这两种消极情绪对个体而言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本研究采用临床访谈的方法,以9岁和11岁儿童为被试,探讨他们对内疚与社会性害怕这两种情绪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1)随年龄的增长,9-11岁儿童对内疚情绪的理解能力不断提高,但儿童到了11岁仍然不能很好地理解内疚的第二、第三层次。(2)相对于模糊故事,在内疚故事中,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对内疚三个层次的理解。(3)两个年龄组的儿童都能很好地理解社会性害怕情绪。因而本研究认为,儿童对社会性害怕情绪的理解明显好于对内疚情绪的理解,且儿童对内疚的理解可能建立在对社会性害怕理解的基础上。     

公共资源两难管理的社会学习过程和动机释放机制

公共资源两难的根本问题是个人经济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一些人为了追逐个人利益最大,过度获取公共资源,走向＂公共的悲剧＂,或不愿为公共资源作出贡献,＂搭便车＂现象流行。传统的研究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探讨公共资源两难博弈行为的机制,用＂贪婪＂来解释＂搭便车＂现象,并根据强化理论以奖励和惩罚作为主要对策。但是,这种理性经济人观点忽视了人的社会动机。实际上,公共资源两难博弈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方法论上有必要从社会人（Homo socius）的人性观来进行分析。本文在当前的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分析了公共资源两难博弈行为的动机模式,从社会学习理论出发,提出了公共资源两难管理的社会学习过程和动机释放机制。     

中小学生的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介和调节效应

汶川地震后1年时,采用灾难暴露程度问卷、主观害怕程度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对地震极重灾区的3058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考察灾难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结果发现：（1）震后1年时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9.6%,其中有目睹他人死亡经历的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为16.2%;（2）灾难暴露程度能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主观害怕程度在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社会支持在灾难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但不能调节主观害怕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其中,无论支持的性质如何,父母和教师的支持都能缓解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而同学和其他人的支持则不具有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