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心与实学——兼论象山对心学谱系的疏证

象山心学不知师承,自谓“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象山通过“姬周之衰”与“孟子之没”两个节点的标示,提出了唐虞三代的本心是不待相传的“千古不磨心”,以及依其本心面向事情而形成的实学。本心与实学成为象山心学的基本概念,象山据此揭明孟子前后诸儒之病、孟子对孔子“浑无罅缝”的仁学的“十字打开”及其不足,从而使自己的心学整合了孟子与颜回、承传孔子,完成对心学谱系的疏证。     

“实学”研究方法述评

近年来实学的研究主流对“实学”内涵的研究成果显著,实学研究主流在对“实学”内涵的界定及研究方法上可谓见仁见智。在有关实学内涵的研究中存在着“泛化”和“窄化”两种倾向。实学研究需要在文献考察基础上,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进行共性分析的童构,在方法模式上还需要继续探索。     

莫贪虚荣

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和称赞乃是人人都会有的心态。而人若因真才实学高尚品格或嘉言懿行善举美德等获得了相应的荣誉和颂扬,那也是天经地仪理所当然的事情。耶稣在山中圣训里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应当照耀在人前,好让人们见到你们的善行而光荣在天之父”就是这个道理。他要求信从他的人都应该先用“善行之光”来获取众人的嘉许和尊崇,然后再通     

新实学的展望

在东洋哲学中,儒学从初期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世、现实的倾向。在儒学史上,这一现世、现实倾向经常以“实际性追求”的精神起作用。自孔子以来,这一“实际性追求”的精神就从“修己”、“安人”(治国)的角度被发挥出来。即:这一精神与和个人修养相通的伦理、道德和礼共同发展了理想的政治思想。     

方以智“实学”观探微

"实学"一词,虽然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甚早,但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明清学术思潮的概括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中,"实学"概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涵义。因此,目前学术界对于实学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②。一般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实学思潮发展的     

张履祥解《易》理路研究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其易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求实践行精神。从总体而言,张履祥继承并整合了程颐、朱熹易学思想,重视《易》的象数占筮源头,但更强调《易》的天理内涵。他的解《易》思路,遵循的是"五经是四书注释"原则;在"体用一源"思维下,他突出了明体适用,但更多的是践用达体的路径。作为明清之际反思思潮的体现,张履祥从易学中寻找"天下国家兴亡治乱之机",又引出个人修养上"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思想。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王阳明经世致用思想探讨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里,包含了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王阳明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对程朱理学流行后导致"记诵词章之习"盛行之弊端的修正和纠偏。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提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工"的思想,认为致良知与声色货利等人的物质欲望密不可分,主张考虑利害和人情而务求公私两便;重视"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肯定功利和事功,把格致诚正之说落到实处,而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提倡和肯定"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重视"亲民之实学"等方面。探讨王阳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完整、客观把握其思想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论李朝后期从朱子学到“实学”的嬗变

实学思想能够在以朱子学为主流思想的李氏朝鲜后期兴起,不仅有社会政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朱子学内在反思和转变的结果。当然,李朝后期的实学思想中确实有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否定的内容,但其主体还是朱子学。如果过分强调实学"反朱子学"之性质,把其与朱子学放在对立层面的话,就会忽视实学思想对朱子学的承继关系,从而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实际面貌。所以,李朝后期的"实学者"所追求的并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朱子学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