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从授学方式上来看,汉代的儒学教育概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官方教育系统包括京师太学和各地设立的州郡学校。整体上看,朝廷对太学教育较为重视,开明官吏对地方学校的建设亦多有可观,官学所在之处也成为传授经学知识和社会礼仪的重要场所。私学是对官方教育的有益补充,汉代的经师名儒甚至位高权重的大官吏,都可能成为私授经学的主体,其生徒则是公府察举和辟除的对象。官学和私学的共同发展,促使汉代儒生的队伍愈发庞大,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士大夫官吏间交结频繁,从而成为社会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辟雍与东汉中央官学教育

东汉时期,辟雍以礼乐教化民众,是中央官学的组成部分。辟雍礼教塑造了皇帝道德、文化绝对权威形象,凸显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尊卑贵贱政治等级秩序,阐扬了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辟雍礼教反映出东汉官学教育的特点:礼教是其主要教育内容;教育本质是皇权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礼教是国家制度的规定。     

技术的器官学之思

作为理解技术的概念框架，“器官学”由斯蒂格勒引入哲学界。从词源上看，“organ”的基本含义是“工具”,而“器官”之义到近代才出现。在斯蒂格勒之前，卡普和弗洛伊德已尝试从器官角度理解技术，视技术为“器官投射”或“辅助器官”。斯蒂格勒的广义器官学旨在探讨身体器官(有机体)、人工器官(技术)与社会器官(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人与技术是“转导关系”。基于对器官学诸侧面的刻画，我们可进一步把它理解为关于人与技术的“替补”存在论。技术的器官学之思表明，技术对“此在”具有构成性，人的生存离不开作为人工器官的技术。     

唐以前圣人观念史研究

孔子在他之前对圣人聪明睿智之定义的基础上进而凸显其德性意义,诸子则依据各自学派的立场解释圣人意涵并重订圣人谱系。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南朝玄学对圣凡天渊之别尤为强调,北朝诸儒则有古文经学师古之意,依凭《周礼》为北周定一代政治规模,被后来的隋唐取法而开一代盛世。随着中唐道统说的出现,尽管"人皆可以为尧舜"之信念逐渐大盛,为圣的标准则逐渐脱离外王之道而内化为工夫印证。这种变化既可能促成通达至善道路上始终的戒慎恐惧,也可能造成空疏张狂而导致满街圣人之论。此外,唐代孔庙从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为圣人观念变化提供了一个现实层面的理解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