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规章缺规矩

汉语中有一句一直沿用至今的话,叫"无规矩不成方圆"(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在基督教中,基督徒耳熟能详的一句圣经教导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14:40)在字面上或理论上,大家都能认同,也期待教会变得更加规范、有秩序。     

孟子思想的"共享"指向及其当代启示

孟子思想中有鲜明的"共享"指向:在"与民同乐"的主张中,孟子将"快乐"视为君民共享的重点,反对君王独享快乐,倡导恩赐的共享和无主体差异的共享;在富民政策中,孟子试图通过赋权、救济、减免税赋三种方式实现君民财富的共享;在教育主张中,孟子认为伦理教育和成圣的机会不应当被某个社会阶层所独占,而应当被所有人共享。孟子的共享观念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在于:为论证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了基于恻隐的理由;在共享主体上,笼统地谈论"人民共享",容易让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共享不仅是民与民共享,更是国与民共享;在共享客体上,对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应当以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为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儒学“自我”的发展历程

“自我”既是一个心理学范畴,也是一个哲学范畴。心理学上的“自我”是哲学性质“自我”的推广运用。     

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

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喜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     

对朱子、阳明、牟宗三解“尽心知性”章之批判

朱子、阳明、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章都有详尽的论述。朱子是知行相须的《大学》解,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智之尽、仁之至,其失在从认知角度解尽心不合孟子的义理框架。阳明是知行合一的《中庸》解,将此章比配为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学知利行的贤人工夫以及困知勉行的学者工夫,其失在如此比配使此章失去了在成德实践中的普遍意义。牟宗三则是修身立命的《孟子》解,在道德实践中证知本心真性,在存心养性中事天无违,从而挺立正命、超越气命,其失一在以心、性、天为本体上是一,不知通过工夫也可实现是一,二在以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对应于积极工夫与消极工夫,不解其有创业工夫与守成工夫之别。     

恕与推:孔孟仁爱情感养成理论及其启示

仁德是人类最重要的道德德性,而仁爱情感如何从无到有地出现,以及如何突破所指向对象的狭隘性,扩展到足够广大的对象,则是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大问题.恕与推是孔孟对此问题的回应.恕由孔子率先阐发,孟子继承了孔子恕的思想,又提出并重点阐发了推的思想.孔孟恕与推的理论,具有重要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心理学的意义,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孟子仁义并举的原因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仁、义、礼、智四个德目,都曾被孔子高度强调过,然而战国诸子运动表明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免出现其流弊。贵仁易流于无差等,贵智易流于智巧,贵义易流于守义清高遁世。强调仁礼二端,则需凸显义来承转与兼综。在子思学派仁义并举的理论基础上,并在与当时墨家、杨朱学派以及不仕而议的士风斗争的过程中,孟子自觉地并举仁义,并做出仁义为四德“头脑”的解释。孟子仁义并举的努力,彻底扭转了之前四德散立的状况,仁义此后成了儒家之代名词。     

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旧题孙奭《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