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大义

马一浮一生将发明自性视作为学宗旨,以阐明儒家六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他所说六艺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他认为,六艺之教,莫急于礼,礼主于义,以敬为本,礼以导行,循理践形,制度文为,皆在于礼;礼乐之源,本于孝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以道和,法界一性。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之大义既明,近代以来"礼教吃人"等对于儒学的偏见自会不攻自破。     

黄宗羲的泰州批判与晚明儒学转型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判包含了三个主题，首先是对师道论的肯定，其次是对孝弟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批判吸收，最后是德性与功利之辨。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与制度问题。由此反映出《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的交汇，呈现出晚明儒学思想转型的一种独特形态。     

“性中无孝弟”——举例分析牟宗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点

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尤其是理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本文以其中有关"性中无孝弟"的评述来检讨牟宗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利弊得失。牟宗三以文本疏解的形式展开叙述,在叙述中熟练运用逻辑手段,具有自觉的论辩意识,注意发掘文本的蕴谓,这是牟氏值得后人学习的优点。牟氏的短处则在于"我执"太深,在其研究中处处可见其人的存在,他有自己关心的问题,他已经形成自己对于哲学史的大判断,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他常常就会看不到或根本无视哲学史文本自身的脉络,而未能进入古人思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