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庸思想与“孔颜之乐”的内在理路

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含有"中正"、"时中"、"用中"等内涵。孔子不仅以中庸思想作为"为人"与"为政"的原则,同时也以中庸来提升精神境界。"孔颜之乐"从实现原理来看是一种"自得之乐",其发生于德性的不断实现过程中。因为中庸是德性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所以发挥中庸精神是获得"孔颜之乐"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中庸思想为世人培养人生"乐趣"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论王阳明之乐

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欣合和畅。乐的境界就是无论在何种艰难境遇中都能保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儒者胸怀;亦保持着"无入而不自得"的超然和畅的气象。孔颜真乐不仅是王阳明追寻的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亦在他追求的人生过程之中。王阳明将真乐置放在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意之中,在不同的层次,展现出不同的类型人生之乐。真乐是对人生之乐的提升和超越。真乐亦存在于人生的种种忧虑当中,王阳明以乐化忧,忧中更能体悟和彰显乐。     

略论钟泰庄子学思想的儒学化转向

《庄子》历称难读。解释《庄子》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以儒解庄"便有将庄子判定为儒门弟子的倾向。钟泰先生一生致力于周秦诸子学的研治,他的庄子学思想,从早期的以《大宗师》为宗旨到后期的以《养生主》为主意,从早期的认为庄子学术"出入孔老"到晚期认定庄子乃是"孔颜嫡传",清晰地揭示出庄子思想与孔子的真实传承关系。他的学术努力,为重建一套儒道共通的心性学话语体系,从而实现今日中国思想界的内在超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化自然以归人文——论周敦颐融道入儒的宇宙论思想

<正>周敦颐的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太极图说》依据《易传》以《老》解《易》,以气化宇宙论阐述自然世界的演化过程;《通书》则结合《易传》和《中庸》,展现了儒家人文宇宙观的本义。周敦颐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孔颜乐处",即通过"孔颜乐处"体认圣人之人格与气象,化自然以归人文。在周敦颐的这三层思想中,《太极图说》的宇宙论有明显的道家倾向;《通书》融道入儒,建立了儒家的价值形而上学体系;"孔颜乐处"则指明了宋代儒学的精神方向。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天人感通，一以贯之——现象学视域下的“孔颜之乐”

在《论语》中,“孔颜之乐”有“颜子之乐”、“孔子之乐”、“曾点之乐”三种表述。其中,“曾点之乐”因为文字关联之细致、意蕴之丰富,成为我们理解“孔颜所乐何事”的最佳凭借。参考海德格尔旨在通达人类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在将儒家文本相互勾连印证之下,我们可以将“孔颜之乐”显示为基于“天人感通”机制的“一以贯之”之乐。     

“孔颜之乐”:“苦中作乐”还是“乐中之乐”?

当代学者基于幸福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指出孔颜二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带给他们的不是乐而是苦,孔颜二人只有或超越或辩证地转化这些外在条件才能获得"道德之乐"。从这一幸福观出发,"孔颜之乐"就是从"物质之苦"中获得的"道德之乐",是"苦中作乐"。而从《论语》文本出发,孔颜二人拥有知足常乐、视贫贱如富贵的幸福观,他们能够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获得幸福。在这一幸福观下,"孔颜之乐"不仅是"道德之乐",亦是"物质之乐",即是"乐中之乐"。     

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才使得理学家借用儒家原有思想资源对此一问题深入诠释，发展了儒学的境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