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回吃脏饭说起

孔子与颜回、子贡、子路等弟子被困于陈、蔡期间,曾绝粮七天。子贡费了许多周折才买回一石米。颜回与子路在破屋墙下做饭,有灰尘掉进饭中,颜回便取出来自己吃了。子贡在井边远远望见,很生气,便跑去问孔子:"仁人廉士,穷困时会改变自己的节操吗?"孔子反问:"改变节操还叫仁人廉士吗?"子贡说:"像颜回那样的仁人廉士,也不会改变节操吗?"孔子说:"是的。"子贡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孔子。     

时光的印记

高中那段时光,我住校读书。高一刚开学不久,父亲和别人合伙做山货生意被骗,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住校意味着食宿将成为一笔不小的开销,自从家里生意被骗后,好多时候我都为这笔开销发愁。还好,学校允许农村来的孩子带米上学,早中晚烧开水的时候帮着蒸一盒饭。每天早中晚我把米洗好,送到锅炉房,等到开饭的时候再花5毛钱打一份素菜,一顿饭也就这样过了。有些时候为了省钱,干脆从家里拿些咸菜……     

科学研究中认识佛法——张量分析中的实体与佛法中的实相

<正>一、引言从步入大学的殿堂,到深入到力学研究的领域,十数年来,有两样东西始终伴随着我,一是佛法,一是科学。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东西,一直胶溶在我心中,分不清是科学影响了对佛法的理解,还是佛法影响了对科学的追求。读经时,有"会心一笑";做研究时,也有"原来如此"。科学研究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对佛法的践行,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如《楞严经》中所说"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即便     

北台风光

北台名叶斗峰,位居五台山正北面,距台怀镇十华里。海拔3058米,顶周四里,是五峰中最高的一峰,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峰峦·溪泉北台是五座台顶中最为高峻、险要的一座台顶。叶斗峰,意即峰顶与北斗星的把子相连接,如《清凉山志》所说:“     

“天官赐福”压胜钱

“天官赐福”——道教吉语压胜钱。正如彭信威教授在《中国货币史》中指出,“中国压胜钱上所反映的宗教差不多全是道教。”古时道教是深入民间的宗教。天官,道教所奉三官之一。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三神之合称。《黄庭内景经、沐浴》:“传得可授告三官。”务成子注:“三官,天地水也。”在天曰天官,在地曰地官,在水曰水官。明代归有光《汝州新造三官庙记》:“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说以天地水府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通俗常言疏证·祸福》:“天官赐福,《梁元帝旨要》:‘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中元为地官赦罪之辰,下元为水官解厄之辰’”。     

半结构化概率论辩

群组方法概率论辩是一种建模因知识不确定性而导致论证不确定性的有效方法。目前已有工作假设所有论证之间具有独立性,悬隔了论证之间的支持关系,在语义的解释上造成三个与直觉不甚相符的问题:第一,存在接受一个论证却不接受其子论证的可能性;第二,存在可能接受子论证间相互矛盾的论证;第三,论证受到其子论证的保护作用可能被削弱。针对这三个问题,在群组方法概率论辩的基础上引入直接子论证关系,建立半结构化概率论辩框架,恰当地修补原有群组方法的不足。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以儒解道——论《淮南子》高诱注对原书思想的偏离

儒、道互补一直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高诱作为汉末著名经师,其处世、立说都怀有浓厚的宗经、崇儒意识。他注解《淮南子》,存在明显的以儒解道的倾向。高诱通常是以儒家的仁义之道、王道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性地诠释《淮南》道家派的言论。这种以儒解道的方法旨在泯合儒、道两家认知上的成见,改变汉末经学固守一端的僵化状态。此为魏晋学者进一步会通儒、道拉开了序幕,对魏晋学术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

《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体现在文本和思想两个方面。《淮南子》中,既有对《管子》文本的袭用,也有对《管子》思想的继承。这与汉初的社会思潮和该书的编撰意图有关,也与淮南王刘安门下聚集了一部分来自齐地的学者有直接关系。     

试论子夏对儒学的贡献

子夏是孔子晚年较为杰出的弟子之一.他不仅在传播儒家经典方面贡献卓著,而且对儒家思想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子夏对儒学的贡献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子夏传播儒家经典,对儒学的稳固以及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二,子夏对于儒家思想的提炼、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人文理念乃至治国方略等都有重大的意义;其三,法家源自于儒家,在从儒到法的发展进程中,子夏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承启作用,并为法家思想的发展和政治实践的落实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