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藏传佛教绘画赏析

张大千是二十世纪我国著名的画家,他一生与书画为伍,纵情山水,饱阅诗书字画,留恋石窟艺术,曾入寺学佛坐禅,拜师问道,深得佛门三昧,其艺术手法不仅继承了古代汉传佛教绘画的传统技法,同时也吸纳融合了藏传佛教壁画、唐卡的绘画技巧,尤其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形成了     

“八塔经变画”与宋初中印文化交流——莫高窟七六窟八塔变图像的原型

宋初经由丝路敦煌的中印佛教往来、中印贝叶经及作为图像学范本的贝叶经插图的流通与《八塔变》图像样式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北宋初年包含密教义理的佛教在宋辽西夏的兴起,佛教经典如《八大灵塔名号经》的传译、往来中印之间汉梵僧人的求取或馈赠贝叶经的热潮,将插图丰富的新式贝叶经佛典《般若波罗蜜多经》引入中土,创造了莫高窟等地的八塔变图像,成为宋初的新经变。本文拟从讨论敦煌莫高窟76窟东壁《八塔变》壁画入手,探讨《八塔变》所据经典及其图像的东印度波罗艺术原型,从而管窥宋初中印文化交流之一斑。     

荀况与庄周思想比较研究

荀况与庄周分属儒家、道家两个学派。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是很大的。本文仅就二人之间的学术观点、天道观、人生态度加以辨析。他们虽分属儒、道两家,但从庄子无为思想的形成及其作用看,与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相一致,所以儒道两家思想具有互补性,在传统文化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受戒感想

一九八九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是下元解厄水官圣诞。今年的这一天,可以说是建国以来道教徒最难忘的一天,因为中断了四十多年的全真道传戒仪式、于这天在北京白云观正式开坛传戒了。受戒,是每个全真教徒萦怀已久的愿望,在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终于实现了。它标志着党的政策的英明伟人,也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宗教界人士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求戒的戒子们,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全真教徒能过上真正的宗教生活,并且从一个普通教徒经过受戒成为一名合格的道教徒。     

石窟造像中文殊菩萨形象的演变

文殊菩萨作为大乘佛教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在石窟造像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变化很大。通过对北朝至隋唐的石窟造像中文殊菩萨式样变化的梳理，概括文殊菩萨形象的不同式样及其产生和演变过程。     

莫高窟第420窟法华造像再探——以窟顶北披涅槃图为中心

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其兴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历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数朝营建,现存洞窟792个,壁画45000平米,塑像2000余身。莫高窟第420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第三层,是隋代第二期的石窟,开凿时间约在开皇九年(589)至大业九年(613)略后的这段时间。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

上古“鬼”“神”的分别是：“鬼”指人鬼,其他为“神”。《易经》有“鬼”字无“神”字,并非没有神的观念,而是没有“神”的概念。《易经》的“天”“帝”即神。“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帝”与“天”同义,同位同格。“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性。     

《管子》"人与天调"的生态观

《管子·水地》等篇章,阐述了人类应合理地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常态,它们忠实地记载了管仲及其学派在倡导农业生产中所表现出的环境与生存发展的生态平衡思想。     

天师张继先与龙虎山正一雷法

宋代以来道教革故鼎新,形成了以雷法为核心的道法体系。北宋末天师世家的杰出代表,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雷法创立、兴盛的潮流中多有贡献。本文从史传考辨和思想解析的双重维度出发,梳理了张继先参同诸家学脉,开创龙虎山正一雷法的事迹,并依其著作,对融摄内丹心性学说的正一雷法思想进行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