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语”到“巵言”——庄子语言观念的生成脉络及其意涵

在庄子看来,“言”是人召唤与接纳万物的基本方式,在人类思想与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万物既以“浑沌”为其本然态势,因之而起的“言”也呈现出“未定—无常”之常貌。如果“言”不能知止于此,就会逐渐衍化成试图在浑沌中固化价值、凿出秩序的“庄语”。通过“有用—无用”之辨与“是—非”之辨,“庄语”试图定性乃至重构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从而形成了对万物的限制与宰制。正是为了解决语言因隐于“荣华”而使人无法合理观物、应物的生存难题,庄子提出了寓言、重言与巵言。寓言、重言是以人之是非、古今观念为基底而生成的语言策略,意在弱化言说对象的是非对抗心理、因顺言说对象的尊古崇圣心理,以期实现平等而有效的沟通效果;巵言则是依乎天理、因物为正之言,由之敞开的是一个“咸其自取”的生活与意义世界。     

鲁迅翻译思想探究

鲁迅深刻独到,意义深远的翻译思想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宝贵遗产,他的翻译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个性之突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文章对鲁迅翻译观形成的时代背景,鲁迅翻译策略的内涵以及其对重译和复译的看法进行了剖析。     

晚明党社与崇祯教案新探——以漳州地区为考察中心

明末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遭遇了反教士人的激烈抨击,引发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崇祯教案”。这波反教(“辟邪”)浪潮由漳籍居士黄贞挑起,福建官员或闽籍士大夫施邦曜、颜茂猷、蒋德璟、周之夔等纷纷卷入其中,漳州地区成为当时的反教漩涡中心。反教士大夫高举维护儒家正统的大旗,对天主教思想学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口诛笔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教舆论的阵势背后,映射的是明末党社的纷争纠葛,这也是天主教在晚明社会传播所必须时刻面对和适应的现实际遇与历史处境。透过《破邪集》中不同人物的立场和思想言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士大夫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同时也传递着可以外来宗教传播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晚明党社运动和政治生态的强烈信号。     

仁的“偏言”与“专言”程朱仁说的专门话题北大核心CSSCI

仁的"偏言"与"专言"话题源自程颐所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含摄宇宙论的生理,力求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与"专言",通常是将其纳入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的框架之中。基于生气流行,"心之德"可以是"爱之理",双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     

罗尔斯原初状态的康德式诠释

罗尔斯吸收并改造了康德的定言命令理论,提出了一个"合理而理性的行动者在原初状态中的一致同意"的命题,作为社会正义原则的基础。他认定康德的理论有一些致命的缺陷,并且试图把定言命令的三条公式联合在他的原初状态之中,以便克服这些缺陷。同时,罗尔斯还认为,在关于社会正义原则的慎思中,一些合理的经验性的条件必须得到保留。因此,他用无知之幕取代康德的目的公式,以削弱后者过于严苛的限制。     

《道德经》西行记北大核心CSSCISSCI

《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经典之一。简练的五千言,却拥有博大精深的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道德经》还因其深邃的思想、独特的思维方式,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     

在路上

人们都在路上走着。有的忙忙碌碌、精疲力竭;有的无所事事,四肢发达;有的装满收获,激情高昂;有的行襄空空,一无所获。希望不同,心情不同,付出不同,但同一个目的地,在等着人们的归来。 在漂泊的孤旅中,会经历太多的艰难,会碰上太多的险阻,会面临太多的无奈。流浪的过程中,吮吸着酸甜苦辣的滋味,让人刻骨铭心的是,风风雨雨的季节里,鲜花与陷阱、爱情与阴谋、神圣与罪恶是那么的真假难分。     

各家注《周易·革》卦新释--论革命的策略、道德价值观与合理性

历代注家关于《革》卦的主题思想为何，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学术史上的主流看法基本统一为将《革》卦定位在革命、变革之义上。基于革命这一大前提，本文考察了历代注家对《革》卦的注解，就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道德价值观和革命的合理性等问题给出了新的探索。     

“果报”观念和逻辑与“三言”的叙事

“因果报应”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古代小说接受果报观念，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结构思维上。以“三言”为例，“果报”观念和逻辑在构思起结、表达劝惩方面非常明显。既有沿袭传统之处，又有所变异，并且集中体现在对待有悖传统礼教的男女情爱的态度上。“果报”观念和逻辑的贯注，深刻地显明了冯梦龙的道德评价、情爱观念，但亦有损“三言”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性。     

审美的人格本体与天地境界:孔子之文艺本体论辨正

孔子思想以人格本体与天地境界为核心，从内容与审美两层面积极影响了后世文艺，这是长期受到曲解和忽视的。“不言，谁知其志”是从“人”存在发展的高度极端强调了“言”的必要性，引入文艺领域则是鼓励创作；“各言尔志”表明“志”作为文艺本体是内在、审美的，绝非“扼杀个体/个性”；“志”感于物、达于天，都从内容通向审美；“可以兴”与“为乐”的境界即文艺的审美本体，以此为基础的“文质彬彬”才进入本体范畴。惟其如此，孔学才成为华夏美学的主体，从根本上促进了文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