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生命观

(一)从“生与死”谈起 在生命哲学史上有三位世界级的思想家给我们解答了“生命”的奥秘: 孔子是人文主义的创始者,他对生命的看法似乎流入到“不可知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11) 耶稣是基督宗教的创始者,他对生命的看法可谓不同凡响。多默曰:主乎,吾侪既不知尔之所往,又焉能识其途哉?耶稣曰:“予即途也,真谛也,生命也。人欲诣父,舍予末由”！(若望福音:O14:5—6)。     

忆王讃源先生

今年春节,我曾与讃源教授通过电话互致问候,并相约8月初同赴内蒙,参加在包头举行的墨学国际研讨会.不想,月余之后,讃源教授沉疴不治,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殊感惊愕,再三追问传"讣告"者,方知钝耳所闻不误.于是,瘫坐于椅,脑际竟是一片空白.     

战国诸子思辩之风述略

战国时代是中国思辩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了战国诸子思辩景观。就思辩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而言,《庄子》和《墨经》之文体现出当时思辩的最高水平,成为战国思辩文章的典型之作,但二者又存在着实质的不同,形成了"别是一家"的《庄子》思辩和传统意味浓厚的《墨经》思辩,昭示了战国思辩乃至此后思辩学术和文化发展的两个趋势和方向,影响重大而深远。     

两岸“中国逻辑史”学术研讨会

2016年9月2—3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主办,台湾大学哲学系协办。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逻辑观与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中国文化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科技史与中国逻辑史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对中国逻辑史原有的研究对象,如《公孙龙子》《墨经》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将中国逻辑史的论域扩展到了算学、医学等领域。     

《墨经》的单称命题概述

沈有鼎认为<墨经>"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1]中的句子"这是牛"、"这不是牛"是一对"矛盾命题".[2]周云之、刘培育进而认为是"单称矛盾命题".[3]但是沈有鼎等并没有给出<墨经>文本的句子,命题、单称命题,本文认为,在确定出句子,命题、单称命题后这些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本文将<墨经>对单称命题等的认识作一概述.     

《墨经》消解的五个悖论的起源及性质考论

中国古代典籍中究竟有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悖论，这是中国逻辑史和悖论研究领域中，学者们一直热衷讨论的重要问题。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最为重要的代表性典籍，《墨经》讨论了言尽誖、非诽、学无益、知知之否之足用、仁义之为内外等悖论。本文通过准确考察这五个悖论的含义和基本来源，初步认定它们多来自儒家或道家的主张。墨家对这五个悖论形成了或语义或语用角度的理解，并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其作了消解。通过分析悖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基本特征，可以看出，墨家所提炼和消解的这些悖论在本质上是逻辑矛盾，而儒家或道家所主张的论题则属于辩证矛盾，属于某种严格意义上的非逻辑悖论，即渗透了独特思想文化内涵的哲学悖论或科学文化悖论。区分两种不同悖论，或许更有助于把握墨家和先秦儒家、道家各自思想的特质。     

为什么《墨经》的“明同异”是“正当性”思想

广义的《墨经》所说的“明同异”概念不仅是一种逻辑学理论，更是一种正当性思想。在战国“诸侯力政”和大国竞争的情况下，《墨经》正是通过辨别语言和行为的同异、对错、是非、善恶等，希望重建伦理与社会的正当秩序。“明同异”作为《墨经》的“正当性”思想，既包括辨别名实是否一致或相符，从而为正当命名确立统一的规范；也包括评判言论主张的是非、好坏，从而为正当言说与辩论提供清晰的标准；同时更包括通过判决“利害”与审查“治乱”,来确保道德行为与政治秩序更加普遍的合理性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