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

北宋苏轼,既因撰写《东坡易传》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筮占操作可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卦有动爻时,断占的规则是,动爻有几个,之卦(变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及其所昭示的时的境域变迁,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与春秋时人以及朱熹的见解存在莫大差异。在后者那里,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前者较之后者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道层面的深入开掘。     

哲学视域中《周易》诠释诸问题刍议

本文立足于哲学视域,对<周易>诠释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一,在<周易>的性质问题上,认为从发生意义上看,它是一部卜筮之书;从内涵意义上看,其意蕴精微广大,乃天人之学;从历史发展来看,它自身有一个学术品格转换、提升、发展的历程.其二,初步揭示了占筮中所具有的哲理意蕴,指出占筮与<周易>的天人整体之学之间有甚深之诠释关系,占筮所蕴具的天地人物一体融通的终极境域乃是易学无穷意义的来源.其三,认为深入挖掘文本,澄清<周易>的表达方式,乃是易学研究的基础,就此本文主张回到<易传>以开显易学活的精神,辞、变、象、占四圣道的确立为解读<周易>精微之蕴开辟了道路.     

称手(zuhanden)的"知—道"——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现象学分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与其"心即理"的核心思想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且二者都与其解决"物理吾心判而为二"的思想困惑密切相关.阳明思想中的"心"往往意味着在生活"之中"的"投入"体验.此"理"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理",不再是脱离构成域的概念本质.生活中的活理自然是"知行合一"的.把知与行分作"两件"时,已不是"知行本体",即不是知行的原本状态了.知与行的原本状态是自然的合一的,是"紧切着实"的关系."行"是"知"的不可分割的构成性的边缘境域.     

“曲成万物而不遗”——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的原初“物”论论域

先秦儒家、道家哲学依“存在实现论”的个性特质,孕育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原初“物”论论域。此论域可用《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来标示。它揭示出万物的成就与实现方式乃是在天人相通、互为中介的关联中达成的。此一原初“物”论论域规定了,“物”在本原上并不是外于人的现成对象,而是经由人之修为工夫所转出的整体性的境域显象。儒家、道家哲学中的为学工夫论与境界论由此被收摄其中。在修为工夫方面,儒家、道家两家工夫的具体进路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落实为“复”“反”“归”“止”的“曲成”工夫。循此修为工夫,“曲成万物”最终指向一个“人”“物”各成其所是而又“独”立超越的“道”境：一方面它是“人”之“道”,是经由“人”“物”相接的修为工夫所转出的人格气象境界;另一方面它又是“物”之“道”,是“物”自身的本真成就与开显。先秦儒家、道家哲学“合外内”“一天人”的精神特质在此独立超越的道境中得以实现。     

中国美学之审美境域缘在构成论

该著从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诉求与境域缘在构成、中国美学思想之境域缘在构成论与原点范畴、“致虚”“守静”思想与审美缘在构成论、“有无相生”说与缘在构成域之开放性、“阴阳”观与缘在构成思想、“万物化生”构成思想与审美境域缘在构成说、“与‘道’合一”说与缘在构成论、“诚”范畴与审美缘在构成论、审美缘在构成论的文化思想渊源、缘在构成域之审美精神等方面,对“中国美学的审美境域缘在构成论”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和研究。     

现象学、解释学、生命哲学——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狄尔泰及雅斯贝尔斯遭遇

近来,海德格尔早期的一些弗赖堡讲座稿[《全集》56/57卷,《全集》58卷,《全集》61卷,《全集》63卷和"那托普论文":《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等相关手稿,以及关于时间概念的演讲稿(《时间概念》)被发表了,于是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通向《存在与时间》的哲学道路(这是一条由于在《存在与时间》之前十年的沉默而长期不为我们所知的道路),从而也能更好地理解这部杰作本身了.战后期间海德格尔的另一重要早期文献,即他未发表的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详尽评论,一段时间以来就已为世人所见了(《全集》9卷1-44页).他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稿(《全集》20卷)也是如此.这个文本突出地显示了在通往《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上,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甚为广泛而细致的遭遇.     

君子“为政以正”的境域化解读

古典政治的激情聚焦于秩序。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奠基者的孔子,其为政观的核心可谓"正",即为政以正。中国古典政治的承担者为君子。在为政中,君子以超越肯定的方式投入于政治-伦理境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要复兴政治人伦秩序就得正名,而正名的关键在于正人,在于使人走上复苏德性生命的康庄大道,从而生发出美好的政治秩序。古典政治的最高目的在于每个个人的各正性命,这就要求人人都立"正"于"里仁"。"仁"的本-分与相称,要求君子"正"其位而行德。在此,"仁"相通于"中庸"。"庸"意味着天命的来临与功用。天命相通于充满"亲亲"意义的"生生"之时间境域。君子惟有投入并处身于这种时间境域中,才能正己成物并化人,也就是说,才能真正做到为政以正的各正性命。     

回到发生性-边缘性的终极境域——试论张祥龙先生对儒家“诗”“乐”之教的现象学阐释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边缘构成作用。张祥龙先生对于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的这样一种独到、原初的理解,使得他能够发明或重新揭示出儒学的一些久已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思想维度,使其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原发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家六艺的现象学阐释上。经过他的重新阐释,儒家六艺如"诗""乐"的原初"教化"作用就体现为:营造并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个具有原初解放与构成作用的边缘性纯境域,使人摆脱一切对象化的执着或束缚,从而解放人、拯救人,使得人生、国家和礼制在其中兴发更易,最终走向至善至美的境界。     

朱子思想中的内在困境——由朱子哲学向阳明哲学衍化的可能性分析

朱子思想原本有着对于生活境域、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活境的深刻感受。然而，朱子终不能抵挡思想史上常有的现成化倾向，最终造成思想与生活、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割裂。王阳明思想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克服朱子思想中这种内在的不协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