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迷失与回归 《黄庭经》的超个人心理学分析

<正>《黄庭经》构造了以"一"为大心境界的超越性自我与以二十四真为内容的超个人带。以此为基础,《黄庭经》认为与"一"的背离和割裂,造成了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同时也将死亡的枷锁不可避免地套在了每个人身上。如果要摆脱这一困境,关键即在于向"一"的回归,而回归的方式即是认识二十四真,利用超个人带实现向大心境界的回归。     

净影慧远四宗判教发微

慧远判教观的核心是四宗判教。四宗判教在慧光等人提出之后,由于其自身的张力,分别按照"浅深"和"平等"两个原则展开。其发展主流是"浅深"这一原则。慧远则坚持"平等"的原则,倡导平等大乘经教观,认为大乘经教只有法门的差异,而无浅深之别。但同时慧远又坚持大乘二宗具有浅深之分。由此,慧远大乘二宗的判教依据不是某部经典,而是大乘经教阐明的具有浅深的义理及二宗对这些义理的理解层次。平等的大乘经教观是慧远判教观的特色所在,代表着慧远消弭当时大乘教派纷争的努力,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悖论,这一努力并未成功。     

净土宗昙鸾法师与茅山派陶弘景先生

我国南北朝时期,宗教界流传一个佛道相诤的故事。北魏昙鸾法师,往梁朝勾容山(今江苏勾容县茅山)访问道教华阳隐居陶弘景,请求长生之术,弘景赠以仙方十卷。昙鸾回到北方,路经洛阳,恰遇印度来的大翻译家三藏法师菩提流支,于是问流支佛教中有无长生不死之法,胜过东土仙经否?流支说:“此方何尝有长生之术,纵使长年,少时不死,但终久脱不了轮回三界。”乃授之以《观无量寿佛经》。昙驾顶礼接受,当时把十卷仙方用火焚烧,专心研学《观经》,到汾并各地弘扬净土教义,广集徒众,成为净土宗的创始人。     

鲁城“曲阜”说考辨

鲁城因附近有"委曲长七八里"之"阜"而又名曲阜。"曲阜"具体位置所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在"鲁城中"(今周公庙高地);一说在"鲁城西"(今城西坊岭);一说在"鲁城东北"(今旧县少昊陵一带高地);一说在"鲁城东"(今城东防山)。"鲁城中"说最早。"鲁城东"说流传最广。     

不二法门

如果把《楞严经》拍成一部电影，阿难、摩登伽及文殊菩萨，只是在序幕中出现的配角。如果把《维摩诘经》拍成一部电影，释迦佛则甘愿作配角，让维摩诘与文殊菩萨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男一号”与“男二号”。     

佛教与中国伦理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后,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相互颉颃、相互对峙,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两种思想文化的巨大分歧,引发了长期的摩擦、斗争。佛教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面对矛盾、调整矛盾、解决矛盾,并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     

《黄庭经》浅析

《黄庭经》是道教的一部养生修炼要书。正如陈撄宁先生所说:“(《黄庭经》)尤属丹家之要旨,为玄门之总持矣。”(《黄庭经讲义》)然经文多用术语,辞意隐约,不易把握,笔者水平所限,现只能对《黄庭经》作一浅析,不妥之处,望时贤正之。一、《黄庭经》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年代《黄庭经》不著作者姓氏,也不著年代。世传由晋魏夫人(魏华存)流传下来,一般认为,它最早成书于魏晋时期。     

“天官赐福”压胜钱

“天官赐福”——道教吉语压胜钱。正如彭信威教授在《中国货币史》中指出,“中国压胜钱上所反映的宗教差不多全是道教。”古时道教是深入民间的宗教。天官,道教所奉三官之一。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三神之合称。《黄庭内景经、沐浴》:“传得可授告三官。”务成子注:“三官,天地水也。”在天曰天官,在地曰地官,在水曰水官。明代归有光《汝州新造三官庙记》:“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说以天地水府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通俗常言疏证·祸福》:“天官赐福,《梁元帝旨要》:‘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中元为地官赦罪之辰,下元为水官解厄之辰’”。     

道教文化初探——对道教的产生、思想体系和基本信仰的一些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粗放地一言以括之,可以说是:儒、释、道三足鼎立。儒是儒家,释是佛教,道是家抑是教?或是道家和道教?不甚了了,反正二者有着不容置疑的近亲血缘关系。本文立论,侧重道教,这不是无知地把道家、道教混为一谈,更不是有意地以道教囊括这个“道”,而把道家甄别出去。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之末,以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出现为基本标志,历西汉、魏,晋至南北朝而日趋完备,其后盛衰交替于唐、宋、元之季,明、清而后,日渐衰微。在悠悠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中,道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