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塔经变画”与宋初中印文化交流——莫高窟七六窟八塔变图像的原型

宋初经由丝路敦煌的中印佛教往来、中印贝叶经及作为图像学范本的贝叶经插图的流通与《八塔变》图像样式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北宋初年包含密教义理的佛教在宋辽西夏的兴起,佛教经典如《八大灵塔名号经》的传译、往来中印之间汉梵僧人的求取或馈赠贝叶经的热潮,将插图丰富的新式贝叶经佛典《般若波罗蜜多经》引入中土,创造了莫高窟等地的八塔变图像,成为宋初的新经变。本文拟从讨论敦煌莫高窟76窟东壁《八塔变》壁画入手,探讨《八塔变》所据经典及其图像的东印度波罗艺术原型,从而管窥宋初中印文化交流之一斑。     

图像学视域下的静物画比较研究--以卡拉瓦乔《水果篮》与蔡克振《琴韵》为例

很长时间以来,静物都是绘画创作的经典题材,不仅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篇幅,且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图像依据及历史线索。运用图像学理论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为静物画的理论发展提供更多的分析角度,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现今的静物画创作实践有着促进意义。以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水果篮》与蔡克振《琴韵》为例,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三层次理论着手,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对静物画的表现形式及文化背景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旨在为静物画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以及探索其在当代语境下发展的可能性。     

试论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以千手观音图像为例

一密教(Guhya-yqna)狭意上是指佛教发展到后期出现的一种宗教形态。学者将之划分为陀罗尼密教(公元三、四世纪盛行)、持明密教(或持明乘vidyadhqrazi-yqna,公元四、五世纪至六、七世纪盛行)、真言密教(或真言乘mantra-yqna,公元七、八世纪盛行)、瑜伽密教(金刚乘vajrayāna,公元八、九世纪盛行)[1]、无上瑜伽密教五个流派(公元十、十一世纪盛行)[2]。西藏佛学家布顿·仁钦朱(1290-1364)依据经典则将之分为四部:所作怛特罗部,即事部(kriyā)、行怛特罗部,即行部(caryā)、瑜伽     

《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与建构》评介

正廖小平教授的新作《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从价值观变迁的规律中探究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逻辑,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又一可喜成果。作者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全方位地对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的价值观进行比较,为人们提供了一幅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全景图像。作者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价值观比较的基础上,依据三十余年来学界对价值观及其变迁的研究成果和实证调查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五:唐代洛阳的景教瘗穴及墓志

2014年1月9日,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对外宣布,发现一处内部低矮、空间狭小、用于埋藏骨灰的地方,即唐代景教瘗穴。该瘗穴位于洛阳龙门石窟西山红石沟北崖处,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的景教墓葬遗迹。该瘗穴龛口为横长方形,内部空间为横长方体,高65厘米,宽90厘米,龛底进深70厘米（见图1）。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七:宋、西夏景教十字纹牌饰

1988年11月16日,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了一件铜十字架,该十字架出自瘗窟（即B105窟）的随葬品：横竖交叉的十字,高、宽各6.6厘米,十字四臂与一圆环交叉,十字的各端均伸出圆环之外1.3厘米至1.5厘米,十字四臂的交接点即十字中心处有一小圆形（见图1）。该十字架是用青铜铸造而成,背面中部有两个铸造时留下的乳状突。该十字架可用作徽章,可称之为景教十字纹牌饰。     

佛寺建筑中国化在壁画中的图像见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佛教寺院建筑,是佛教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这种思想的转变也直观地体现在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变化之中。通过不同时期表现佛教寺院建筑形态的壁画,可以直观地了解中国佛教寺院建筑早期关键性的演变,同时为了解佛寺建筑中国化的过程提供图像见证。     

藏传佛教中多面多臂的观音菩萨图像研究

观音菩萨属于佛教中最富盛名的菩萨,因为有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而被广大信众尊崇。从唐代开始,汉地民间信仰中出现观世音菩萨四臂观音、六臂观音这种化身,而观音菩萨的化相在藏传佛教中更加丰富多姿。藏传佛教中的菩萨造型相对于汉地更加复杂、繁多,这源自民族信仰的区别。藏传佛像中的所有形象都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信仰的体现。在中国佛教的两大系统,即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信仰中,观音菩萨都是一个重要的佛教尊神。随着佛教信仰的民间化,     

从奥巴马就职演说看语言人际功能的实现

作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语言不仅起到承载信息的功能,还可作为人们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媒介。通过对奥巴马2013年就职演说从语气、情态和电视媒体动态的多模式互动分析,发现奥巴马演说人际功能不仅能通过语言符号实现,同时视觉图像编码亦增强了语言符号所表征的意义,表明图像和语言一样都能表征和组织社会和人际关系。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