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布真论“做牧师的妻子”

在一个婚礼上,司布真先生对新郎说:"我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开始觉得骄傲起来了吗?因为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罗门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冠冕是在头上的。但管治的功能仍然在于头;除非我们每一个人持守我们的本位,否则家庭的次序永远不会正确。"     

青年工作中的一点思考

福音兴旺、得救人数日增的当今教会,愈来愈多有思想、有文化的青年,带着特有的活力与朝气虔诚礼拜、热心事奉。教会在肯定、珍重他们的同时,还须通过多种形式引导他们更好地献身事主。笔者所在的教会。     

学习困难初中生注意特性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对60名LD初中生与对照组进行了无意注意和注意搜寻、稳定、转移、集中的测验比较。结果表明,LD学生的各项指标显着低于优等组学生,但无意注意和注意搜寻、稳定水平与中等组学生的差异不显着,表明注意转移、集中更能有效地鉴别LD学生与对照组;LD学生年龄越小,注意力的可塑性越大;初中生注意水平受学习能力制约极显着,受年龄制约不明显。测试分析表明,对LD学生注意作用的大小依次为神经心理、抑郁状态、认知冲突、学习行为、教养方式;讨论揭示,LD学生注意发展迟缓与其高级心理活动的脑部神经基础薄弱有密切关系。     

社会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的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以572名1─6岁儿童的母亲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社会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的关系及在低社会支持情境下影响母亲抚养困难的调节因素,结果发现:(1)社会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有显着的负相关,并主要与父母侧面因素显着相关;(2)祖父母、外祖父母和朋友的支持有助于减轻母亲因抚养儿童所产生的角色限制和身体健康方面的压力,而配偶的支持则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心、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亲戚和邻居的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没有显着的联系;(3)在低社会支持情况下,母亲的婚姻关系、儿童的性别对母亲抚养困难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论学习困难的界定方法和基本类型

“学习困难”目前已经成为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都很感兴趣的问题。本文从学习困难的症状分析入手,探讨了学习困难的原因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学习困难的5种不同界定方法、其中包括:临床推断分类法;推理定义分类法;多元实证分类法;学习过程诊断法;学业成绩分类法。并重点介绍了4种有代表性的划分类型:生理缺陷型与心理障碍型;单一型与综合型;暂时型与持续型;兴奋型与安静型。     

抚养困难:结构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抚养困难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变量.本研究采用自编的抚养困难量表和家庭情况调查表对选取的572名1～6岁的儿童的母亲进行了评估和调查.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抚养困难具有一定的因素结构,分别从儿童侧面和父母侧面抽取的5个和6个因素的累积解释率为57.90%和60.88%,与预试的结果是一致的.对可能影响母亲抚养困难的因素的考察发现,家庭类型、母亲受教育水平、职业、生产时母亲年龄和孩子的性别等是影响母亲抚养困难的重要因素;家庭经济状况、孩子的性别与父母期望的一致性、母亲生产时是否顺利、父母与儿童在一起的时间多少等因素对母亲的抚养困难没有显着影响,其原因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考察.     

多动症和学习困难儿童父母教育方式探讨

本研究采用两种测量工具,对137名儿童(其中学习困难儿童46名,多动症儿童50名,控制组儿童41名)的父母的教育方式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在教育方式的不同方面和教育方式类型上,学习困难和多动症组儿童的父母与对照组父母存在显着差异.最后,本文结合父母的期望,教育方式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汉语阅读困难儿童认知特征研究

为了解汉语阅读困难者的认知特征,本研究从９６７名５年级１１－１３岁学生中抽取了１１８名被试,将他们分成困难组（包括截点组和低成就组）和对照组,并将其在词语理解等８个认知变量上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图形记忆与加工能力及对词语和一般信息理解能力的缺损是汉语阅读困难者主要的认知特征。研究还表明,一般信息理解能力发展水平是区分一般阅读落后和特殊阅读落后的一个指标。     

语素意识、快速命名对汉字听写和抄写的作用

书写是小学阶段书面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受到多种认知技能的影响。采用追踪研究考察了127名小学五年级儿童的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对其五、六年级时的汉字听写和抄写的影响。控制了非言语智力、语音意识后,结果发现：(1)儿童汉字听写和抄写能力随时间发展均有显著增长;(2)五年级语素意识显著预测了五、六年级两个时间点的听写,五年级快速命名仅显著预测了五年级听写;(3)五年级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预测了五年级抄写。研究表明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对汉字听写和抄写存在不同的影响作用。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