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格

大晴天办活动,还要准备帐篷,唯恐突然下雨;买回一条新裤子,总要细细检查裤裆,唯恐没缝好,出去穿了帮;上车之后要多检查两次车门,唯恐没关好,一转弯就摔出门去;明明是太平盛世,又有社会福利,还总要在银行存许多现款,以备不时之需。这患得患失的悲剧性格,确实会使我们不开心。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想,能总是退一步,未雨绸缪不也是优点吗?一个人如果能常常不安,常常自觉不足,而处处反省、多多充实,不是可以有更大的进步吗?当然悲剧性格也可能造成坏的影响,譬     

于连的悲剧人生——《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

<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雄心与野心、虚伪与正直等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思想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于连的生命中,他经常痛苦地徘徊在道德情感的怪圈之中.     

在圣神与凡俗之间——论成玄英《道德经义疏》中圣人形象

圣人在汉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中成为一“索引词”,无论是从哲学、史学、文学等上层文化去透视,还是从礼仪制度、道德伦常等下层文化来审察,均能发现圣人以及圣人观念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对整个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统摄作用。圣人为文化传承者所塑造,又是其企慕的最高理想人格,成为华夏文明创造发展过程中赖以汲取的精神资粮,也成为人们生活中应当奉行的最高人生准则。由于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居社会意识的主流地位,一提到圣人,人们思想中自然会呈显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儒家推崇的圣人形象。儒家士人不仅赋予这些圣人以政治理想上的含义,…     

辽代鲜演法师的顿教观述义

辽代佛教深受唐代佛教影响,总体上沿袭唐制,辽代佛教义学也在继承唐代佛学传统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辽代佛教发展繁盛、宗派众多,华严学是辽代佛学中的显学。活跃于辽道宗时期的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是辽代华严宗的代表人物,撰有《华严经玄谈决择记》六卷。他一方面继承了唐代华严宗祖师的义理学说,特别是澄观的学说,弘扬华严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前代诸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主张,提出了许多义学创见。     

清晨甘露(选载之十)

恨恶罪恶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诗97:10) 若你只想到罪恶怎样损害了你,你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恨恶罪恶”了。罪使你的心败坏成了什么样子呢?罪使你的眼睛瞎了,叫你看不出救主的荣美;它使你的耳聋了。     

现代医学模式文化蕴义散论

医学模式是源于医学实践的观察和处理医学领域中有关问题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法,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对医学总体本质理解的深化、人的社会属性的认同及人类健康和疾病的认知程式,是构成现代医学模式理论概念的主要文化质点;哲学思想在医学范畴的融注、医学实践能力的创造和异体文化的辐辏,是驱动医学模式转型更迭的文化辏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组构,不是各个认知层面的简单叠加,而具有多维主体的综合协同效应,对医学价值、医学思维、医学伦理、医学教育、医院职能和医院管理等起着文化整合功能。     

句子结构与控制动词类型对题元角色指派的影响

扩展论元依存模型认为：语序固定语言的题元角色指派依赖论元的语序线索; 论元线索与动词论元表征不一致时, 题元角色再分析会产生额外的加工负荷。为检验该模型, 本研究采用眼动记录方法, 实验为2 (句子结构：居中、前置) × 2 (控制动词类型：主语控制、宾语控制)被试内设计。通过操纵句子结构, 考察汉语读者对语序线索的依赖性; 通过操纵控制动词类型, 考察汉语论元线索与动词论元表征的一致性对题元角色指派的影响。结果发现：(1)前置结构的句子在名词1、名词2和动词区域的阅读时间和回视次数多于居中结构的句子; (2)宾语控制动词条件在动词和动词后区域的第二遍阅读时间和总回视次数多于主语控制动词条件; (3)在居中结构中, 宾语控制动词条件在名词2和动词区域的阅读时间和回视次数多于主语控制动词条件; 在前置结构中, 宾语控制动词条件在动词后区域的阅读时间多于主语控制动词条件。结果支持扩展论元依存模型。     

克己复礼为仁新诠——基于荀子的辨析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周易正义》疏《系辞》圣人义平议——兼论义疏学的解释特色与衰亡原因

圣人的含义是魏晋以降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玄学的影响下,圣与贤悬隔成为六朝人的普遍观念,圣人和贤人分别被赋予体无、知几、无过、生而知之与体有、庶几、不贰过、学而知之等特质,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界限。这成为了《周易正义》解释圣人含义的思想背景。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