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协商民主及其实践困境

美国联邦参议院从建立之日起就追求精英式协商民主的目标,并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从正式制度上说,参议院的规模、参议员的任职资格、选举、任期、独立性、职业化以及参议院的立法程序都有利于协商民主理念的贯彻。而谦恭有礼的政治文化和捍卫参议院荣誉的责任感等非正式的惯例与传统也对协商民主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参议院越来越沦为一个党派化的机构,精英式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制度化的现实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实践困境。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周易》经传超越观念的轴心转向

余英时把“轴心突破”归于“内向超越”,肯定“轴心时代”带来了个人精神的觉醒,但他忽视了神圣超凡存在者“天”或“帝”失落所造成的理性的僭妄。在超越观念上,“轴心时代”表现为“外在超越”逐渐转向“内在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的“轴心转向”。“轴心转向”在中国早期《周易》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易经》中的形上神圣超凡存在者是作为至上人格神的“帝”或“天”,天人通过祭祀、帝享、天祐的方式沟通,此时“外在超越”仍占主导地位。经过了春秋时期易学的伦理化演进,《易传》中作为人格神的“帝”或“天”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形上外在超凡观念层面,《易传》建构了一套以“天地”“乾坤”“阴阳”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在内在超验观念层面,《易传》在继承重“德”传统的同时,通过心性关系的建构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     

语言转向和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自我批判的产物,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康德式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为理论背景,分析了由此引发的西方心理学研究主题、线索和路径变迁。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是语言转向的三种方式,共同实现了20世纪的语言转向,影响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变迁,推动心理学关注语言建构和文本陈述,激发新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     

论政治现象学视野下的公民教育的目的和实践

政治现象学把政治看作人存在的一种基本样式,倡导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政治,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这对理解公民教育很有启发意义.从政治现象学的角度看,公民教育意味着通过协商民主的教育生活,培养具有参与、享受和推进社会民主能力及品德的现代公民.     

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 促进佛教道教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北大核心CSSCISSCI

6月28日,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本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为议题,是人民政协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建言资政和民主监督的重要体现,对于深刻认识宗教商业化的危害性、进一步理清治理思路和政策、促进佛教道教健康发展和净化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本期专题,特摘登有关会议发言。     

认知心理学的实用性转向

认知心理学实用性转向的根本涵义在于强调认知对于行动的效用与价值。传统认知心理学视认知系统的主要工作是怎样精确地 “表征” 世界，以便在大脑中建立一个外部世界的心理模型。实用性转向则强调认知系统的主要工作不是 “表征” 或 “反映”，而是指导有机体更有效地行动，认知是有 “效用” 的，它的效用就在于指导有机体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活动。认知产生于行动、服务于行动，与行动水乳交融。这些理论观点来源于实用主义哲学。詹姆斯、杜威等人的经典实用主义对行动和效果的强调深刻影响了部分认知心理学家，促使他们放弃表征为中心的认知观而转向行动导向的认知观。在作者看来，由于这种转向强调了认知的 “效用”，因而对于认知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空间转向的生存论阐释

城市理论的兴起是20世纪70年代全面展开的空间转向的结果。卡斯特曾抱怨列斐伏尔的空间转向理论过于晦涩,从而与城市实践相隔离,而从卡斯特开始,空间的探讨自觉地转向实践,形成了都市理论界拒斥纯粹理论研究的取向。不管怎么说,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仍然是一种理论资源,并通过大卫.哈维等,进而对当代空间及城市实践发生重要影响。但本文关注的依然是理论方面而且是存在论层面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城市与空间领域研究相对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所谓空间转向正是从形式上终结于海     

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特点和类型

"社会组织协商"是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的一个新提法,目前学界对这一新提法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拟对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和特点进行界定,并在综合考察国内外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初步对社会组织协商进行分类。社会组织协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公共议题协商、内部公共事务协商和参与其他渠道协商。尽管推动社会组织就公共议题开展协商是社会组织协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在现阶段,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社会组织参与各渠道协商创造条件,是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当务之急。     

中国特色集体协商的和合伦理基础及权利设计

中国特色集体协商中的协商目标协调、协商行为配合、协商收益均衡,分别基于和合伦理中和合共生、和善诚信、和衷共济的伦理秩序。目前集体协商立法中,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政府介入请求权、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的权利体系,维系了和合伦理秩序,而与西方集体谈判中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行动权的权利体系相区别,彰显了中国特色。在和合伦理基础之上的集体协商,还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介入请求权,细化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保障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推动协商双方对伦理规则的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