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设立补正判决之基本构想

基于现代行政法治发展趋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平衡,程序轻微违法并不导致行政行为无效,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具备了设立补正判决的理论条件。补正判决不是一种独立的判决形式,作为辅助判决,与原告诉讼请求不相对应,是人民法院依据利益衡量原则对程序轻微违法作出的判决形式。补正判决作为一种特殊的判决形式,其适用可以在满足被诉行政程序违法行为没有撤销的必要、被诉行政程序违法行为被确认违法、行政主体履行程序仍有必要三个条件。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必要增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出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保护或者行政效率考虑,可以不撤销行政行为,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并责令行政机关予以补正。"     

中国天主教的明天会更好——专访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马英林主教

始终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教会利益和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继续推动牧灵福传和民主办教进程,我们有信心和决心依靠全国广大神长教友开创中国天主教会的新局面,中国天主教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利益人群 服务社会──宗教界爱心与善举花絮(四)︶

利益人群服务社会宗教界爱心与善举花絮︵四︶本刊编辑部佛教界为灾区踊跃捐款●自１９９６年７月中国佛教协会发出赈灾紧急通知以来，在赵朴初会长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国佛教界踊跃向灾区捐款捐物。据中国佛协不完全统计，截止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底，全国各地佛教协会和寺庙...     

共同体意识下的家国情怀论

家国情怀是人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集体如家庭和国家眷念与爱戴的心境,以及对其包涵与宽容的胸怀,是个人对于家庭和国家的一种积极的思想意识、情感认同和自觉担当的意愿,是一种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对培养人们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具有重要价值。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能直接等同,与共同体意识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当下我们既应该坚守家国情怀,也要通过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实现对家国情怀的超越。     

“战争与和平”的政治哲学解读与马克思的范式革命

对于国家间“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阐释,伊拉斯谟的“绝对和平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可被视为三种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但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这些理论仍然属于“解释世界”的叙事方式,都深陷唯心史观的窠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打破了以往哲学将社会历史看作思想注脚的传统,实现了本体性逻辑和方法论视角的双重变革。马克思完成的范式革命开辟了政治哲学的全新视域,解析了生产逻辑、资本-霸权逻辑和人类共同体逻辑,奠定了思想与现实辩证互动的有效方式。它既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变局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也为实现持久和平、寻求人的解放提供了价值基础和现实路径。     

王沪宁: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023年9月29日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民族地区发展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心灵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人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整体，整体可分为不同的部分。每一个部分自身又可作为一个整体。因此，每个人同处于社会共同体之中，但不同的人群又形成了自己的共同体。如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组织、不同的信仰群体都形成了自己的整体。国家、政党、学校、宗教、公司、企业、家庭自身都是一个整体，但这些整体又属于社会这个整体中，     

和平心理学的经典传统与现代研究趋向

本文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家对和平心理的看法,以“和平”为主线,追溯和平心理学思潮兴起的历史逻辑。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奥古斯丁、夸美纽斯、康德等从本体论视角,确立了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追求。冯特的民族心理学重视研究原始人、战争英雄等的和平心理品质,早期的意动心理学重视人类和平意识研究,机能心理学强调通过建设学校“微型共同体”,提高儿童的和平意识。精神分析心理学则为战争与和平心理提供了新视角。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和平潜能、致力于世界和平冲突化解,推动了和平心理学的兴起。20世纪末的和平心理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发生了“政治道歉”、和平冲突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趋向。     

情境理论的迁移观及其教育意义

支撑—活动观、社会共享认知观以及实践共同体观是当前情境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迁移观点。这些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情境特性对迁移的影响,并主张在常规的学校教育中突出情境、尤其是社会文化与社会实践情境的作用。     

论药品安全的三大关系

“治病与致病”、“道德与利益”、“发展与风险”是药品安全的三大关系.这三大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治病与致病”是药物的治疗作用和不良反应.“道德与利益”主要是对经营药物相关者的道德伦理要求,放眼整个经济发展,药品安全保障需得益于国家药业的发展.“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是药品安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