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如果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置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广阔时代背景下，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变革的角度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颇有特色的现代化方案，在目的层次上表达了强烈的现代化取向，但在具体手段的设计上却过多拘泥于过时的传统，无法摆脱传统的羁绊，这种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和逆现代化的手段设计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粱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的最主要缺憾，也是它在实践上落于空想的主要原因。     

道德教化模式的转换

本文认为,我们以往所遵从的道德教化模式是制度化结构与精神价值系统严格"同构"的,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社会历史格局.要使我们能够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德困惑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实现道德教化模式的转换,即实现制度化结构和精神价值系统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相对"分立".     

中国商法立法模式探究

当前中国在涉及各项商事的单行法的相继出台后,学术界对于是否有必要出台一部商法典展开了激烈讨论。目前商法学会主流观点是采取具有中国特点的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在《民法典》之外再单独制定一部比较集中的带有商法总则性质的法律。中国在《民法典》之外不须另立独立之商法典,可制定《商法通则》,建立一个《商法通则》加商事单行法的立法模式。     

经传一体还是经传分立?——《太玄》仿《易》的经传问题

《汉书·扬雄传》中"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说法导引了后人"以《易》求《玄》"的研究思路,以此得出扬雄仿照《易》经、传一一而作《太玄》经、传的偏失结论。分析扬雄作《太玄》时《易》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扬雄的解《易》理路是"《玄传》-《玄经》-《易经》",《太玄》是经、传分立的。扬雄采用"经自经、传自传"的方式释《易》,在于倡导"简而要"地追寻经典本义,对东汉古文经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试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

在我国制定统一民法典的背景之下,探讨商事立法的模式问题即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本文认为,商法和民法在调整对象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商法无可争辩的独立性。笔者从商的本质出发,对民商合一论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批判,主张我国应选择实质商法主义的立法模式,制定《商事通则》。     

分立与统一——从“kenosis”一词看德国近代神哲学的早期演化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自然哲学中出现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倾向,奠定了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分立模式的基础。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虚己(kenosis)一词的翻译及阐发中,这种"二分"倾向得到了突出体现。文艺复兴后期,在德国出现了对这种"二分化"的反拨。神哲学家雅各·波墨在对三位一体的解释中强调统一性,试图弥合各种"二分"。波墨神哲学中对统一性的强调,预示了德国近代哲学的特质、气派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