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建设要超越伦理本位传统

公德是公共行为的道德规范.公德建设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在中国,由于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影响,公德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也遏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动中国公德建设必须超越伦理本位传统,将公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从道德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梁启超《新民说》审视

梁启超《新民说》是对以《大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新民”思想的改造和发展。他以民权、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公德”代替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私德” ,用中西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传统构建新国民 ,实现了从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旧道德向以权利为本位的新道德的转换 ,“旧国民”向“新国民”的转换。     

社会公德建设与公民耻感涵育

重视耻感教育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外思想家普遍认同的道德教育规律.依据社会公德的特征,结合我国社会公德建设的实际,承接中华民族耻感教育的优良传统,探索社会公德建设过程中耻感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使我国传统耻感教育体现时代性,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社会公德:范围与特征

公德总是相对于私德而言的.根据对公德的"公"之范围的不同界定,原先的公德就会转变为私德.公德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个体性美德与制度性美德.在个体性美德中,正义具有与其他美德极为不同的特征.我们的公德建设应从个体正义感的培养与制度正义的构建和维系入手.     

儒家道德缺乏公德机制论

公德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从100多年前近代思想家粱启超警示世人公德严重缺乏至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如何推进公德.在实践的工程里,借鉴古代道德资源是一个必然的课题.其中儒家道德尤为重要,因为它一直是在中国起支配作用的意识样态之一,而且儒家道德的主干德目"仁"也容易使人与公德进行自然的联系,但这是一个误区.儒家虽然重视人际关系之间的规范,但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而主要是血缘关系中的追求,体现的是自己本位的价值观,重视个人修养正是这一价值设定里开出的自然花朵,即使有"泛爱众"等公德的隐性因子,但也因儒家道德本身缺乏驱动因子而趋向夭折.     

公德与私德概念的辨析与厘定

公德与私德是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公德与私德概念却未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本文在回顾与总结国内外学者有代表性定义的基础上,把道德行为必然具有的行为主体身份、行为目的的利益指向和行为发生的场域三个要素作为向度来划分公德与私德.指出公德主要是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公共场域的行为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利他行为中体现的德性.私德主要是个人以私人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在私人领域行为中体现的德性,在利己行为中体现的德性.     

《新民说》发表百年后的思考

上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分析梁启超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从批判儒家伦理到重视儒家伦理的转变,考察儒家思想在一百年来所遭受到的质疑、批判和粗暴对待,可知诸多关于儒家思想本来面貌和基本精神的观点和看法均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     

电梯里的公德启示录

电梯是现代社会中一块不大的公共生活区域。这一特殊场所的道德问题对我国当前社会公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公德强则社会强,公德衰则民众哀,许多消极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社会公德缺失的代价,解决这些问题增加了社会的运行成本。     

梁漱溟的公德观与"乡村自治"构想的伦理困境

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初步尝试,他清醒地意识到,"公德"观念的缺乏不仅对民众的精神状态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阻碍着现代意义上的团体生活的发生.因此,他主张通过"乡村自治"的方式造就团体生活的必备品德,使农民在获得现代性物质利益的同时,养成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素质,依靠公德的柔性力量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对传统道德力量的过度自信及趋利避害的考量,使他在维系团体生活的价值取向上终究未能摆脱向传统儒家伦理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