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自我的迷失与回归 《黄庭经》的超个人心理学分析

<正>《黄庭经》构造了以"一"为大心境界的超越性自我与以二十四真为内容的超个人带。以此为基础,《黄庭经》认为与"一"的背离和割裂,造成了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同时也将死亡的枷锁不可避免地套在了每个人身上。如果要摆脱这一困境,关键即在于向"一"的回归,而回归的方式即是认识二十四真,利用超个人带实现向大心境界的回归。     

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

科学传播以各种沟通与传播的方式,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入社会各阶层,争取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曾经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被视为国家教育的核心,也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处的,应当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科技发展,许多应用的技术,在短期效益的满足中,逐渐突显出这些科技在长期所显现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发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导致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这种怀疑的风潮,在20世纪末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体现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的过程,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公众信赖。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的两难,因此也成为一个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长期处理怀疑主义的理论,能够从对于知识的批判的角度,为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科技传播的内容中,必须列及风险的机率,并且考虑"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应用;第二、科学传播的作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本文最后强调,这两点的落实,充分体现现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提升科学文化的使命。     

试论自我意识理论在教育中的应用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对自我意识的有关理论探讨作了回顾,指出研究者对其在概念界定、表现形式、发展研究上的种种看法;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自我意识理论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认为自我意识不仅仅为教学活动、师生关系、班级组织等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教育内化的关键.     

关于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经验的对策

对外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的经验成就必须要依据国际惯例进行。对于如何预防和治理邪教,国际上很多学者提出了有意义的舆论宣传建议。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明确西方人如何看待治理邪教的舆论宣传工作。美国学者主张,媒体宣传一定要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宗教,树立一个信仰的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公众观的调查和分析

本研究调查分析了家长、教师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判断标准的认识.因素分析表明,家长主要强调四个因素"精神和神经病症"、"良好品行"、"健康人格"和"循环性";教师则强调五个因素"精神分裂症状"、"神经质"、"好学生标准"、"不良人格"和"不良品行".公众对于情、意、个性及社会适应等同心理健康的关系认识较为清楚,但对认知、品行及体征与之的关系认识则片面和模糊."好学生标准"对判断有重要影响.     

老虎保护公众意识态度变化研究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市中学生,中医药大学生、和普通公众的老虎保护意识进行了对比调查和纵向调查,以评估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亚洲保护交流项目的“拯救虎虎”公众意识宣传教育活动的效果。     

人的尊严与人的异化

当代生活中,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的表现,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尊严问题;社会理想与社会目标的实现,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捍卫人的尊严。社会生活的这种特点,使尊严问题在当今时代具有一种现实的敏感性。究竟是什么导致人的尊严丧失?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两个角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72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2）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还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的中介链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道德责任判断。并对研究的实践启示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