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印佛学心性论

本文以分析矛盾的方法论述了中印佛学心性论的区别、来源及其命运,并对密宗、禅宗提出了新的看法。印度佛学创立于公元前五世纪,在印度国土上延续了近一千七百年。然而到公元七世纪,它已达到顶峰,自是以后便走向衰微,至公元十三世纪初,几于绝迹。     

论昙鸾的念佛方法(上)

昙鸾(476—542),雁门(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人,少年时于五台山出家为僧,后来住锡于交城县石壁玄中寺,梁武帝萧衍誉之“肉身菩萨”(《续高僧传·僧达传》),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尊之“神鸾”(《续高僧传·昙鸾传》)。昙鸾是中国净土宗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把印度传入的影响并不大的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发挥、改造为中国式的净土理论。他创二道二力之说,以靠自力修持成佛的佛教其他各派为难行道,而以仗他力(佛力)成佛的净土法门为易行道,从而为净土法门争得独立的地位;论证阿弥陀佛本愿力可靠,往生净土是真,一切人皆可往生净土成佛,从而大开佛国之门;强调持名念佛的方法,简捷方便,从而人人可行。这样一来。     

僧肇佛学的生态思想意蕴

僧肇佛学吸收、融合传统儒家"崇德广业"的价值观念,阐发"触事而真""即物顺通"的解脱观,有利于佛教今天关注及解决现实生态环境问题;僧肇佛学缘起论对于探讨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式具有积极意义;而僧肇佛学吸收融合传统道家"道物"关系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为一"的整体论世界观,有助于形成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僧肇《般若...     

觉华岛·首届菩提文化旅游博览会在辽宁葫芦岛开幕

正本刊讯9月28日,"2014觉华岛·首届菩提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在辽宁葫芦岛市文化馆举行。本届博览会由葫芦岛市人民政府、辽宁省旅游局、辽宁省佛教协会联合主办,葫芦岛市佛教协会、觉华岛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大觉华寺筹备组承办。开幕式由杨维副市长主持。都本伟副书记、大愿法师、赵佐贤副局长先后致辞。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星云长老通过视频预祝觉华岛首届菩提     

恒实法师 中国佛教的西方传人

恒实法师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洋和尚。他弹着吉他、唱着民谣的弘法方式给古老的中国佛教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采访者还在为自己蹩脚的英语忐忑不安的时候,恒实法师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起了他学佛的心路历程,讲到了他的中国情怀。高鼻梁、蓝眼睛只是     

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惟正长老圆寂

正本刊讯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任、衡阳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南岳祝圣寺方丈、耒阳金钱寺方丈,原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衡阳市佛教协会会长、南岳区佛教协会会长、湖南省政协常委、南岳区人大副主任、南岳区政协副主席惟正长老,于2014年11月29日20时18分在南岳祝圣寺安祥舍报示寂,世寿88岁,僧腊73载,戒腊68夏。12月4日上午,惟正长老追思法会在南岳祝     

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对历代清规的继承与发展及其现代启示北大核心

清规是中国禅宗丛林组织的规程和僧众日常行事的规章,是唐代中期以来禅宗丛林创行的僧制。中国佛教从东晋道安首创“僧尼规范”以后,就有在戒律之外别立禁约的措施,例如,支遁创立“众僧集仪度”,慧远创立“法社节度”。唐代中期,禅宗盛行,百丈怀海于唐元和九年(814)创立禅居制度,成为新的丛林规制,世称“百丈清规”.     

佛典汉文翻译北大核心

自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安世高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起,至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朝廷解散翻经院,大规模的佛典汉译持续了近九百年,其间经历了大约四个时期:一、东汉至西晋,为初译期。译典原本以“胡本”为多,译者多为西域僧人,故为西域僧主译期。二、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为兴盛期。译典原本多为“梵本”,也有少量“胡本”,译者梵、胡、汉僧及中国文人皆有,故为中外共译期。     

僧品高韬 垂范千秋——一代高僧惟贤长老世纪人生随想

他的身躯显得是那样的柔弱,但他的意志却格外的坚毅;他的生平已然是如此的坎坷,但他的心态又特别的淡泊。惟贤长老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辉煌与坎坷后,平静地离开了他牵挂终生的有情众生,安详地告别了他感恩不尽的依止器界,于2013年2月2日舍报西归。这位汉藏教理院的高材生,这位用其生命的全部热忱和睿智矗立的人天导师,在精进修学、慈悲济世、谆谆教诲众生90余年之后,终于为自己的慧命划下了铿锵坚毅的惊叹号。他的     

禅宗祖师像的图像模式研究——以禅宗三祖僧璨像为中心

通过对北朝至宋代禅宗三祖僧璨的图像梳理,可知对其形象的表现分为两类,一类为四分之三侧面立像,一类为"禅定僧式"的坐像。前者的代表为河北邯郸水浴寺前壁,僧璨本人督造的供养像;后者的代表为大理国时期张胜温所绘制的《梵像图》局部。僧璨不同的姿态展示了中国古代对于高僧形象不同的表现方式,其背后的意义也截然不同,前者为开窟造像的供养僧,后者为高僧的纪念性标准像,有被供奉的含义。具体到僧璨本人而言,则是体现了他在历史与文献中的两个不同的身份:一个是活动在北朝、作为社邑民众的教导僧侣;一个是文献追溯、建构出的禅宗三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