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

科学传播以各种沟通与传播的方式,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入社会各阶层,争取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曾经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被视为国家教育的核心,也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处的,应当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科技发展,许多应用的技术,在短期效益的满足中,逐渐突显出这些科技在长期所显现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发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导致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这种怀疑的风潮,在20世纪末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体现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的过程,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公众信赖。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的两难,因此也成为一个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长期处理怀疑主义的理论,能够从对于知识的批判的角度,为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科技传播的内容中,必须列及风险的机率,并且考虑"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应用;第二、科学传播的作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本文最后强调,这两点的落实,充分体现现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提升科学文化的使命。     

从伦理美学到审美伦理学——维特根斯坦、杜威与原始儒家的比较研究

当代比较哲学研究已超越了平行式的传统对比方法,开始自觉走向一种所谓建设性交锋与交融策略。(Mou,pp.337-364)这种比较哲学方法的目标在于,使来自不同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能通过反思性批判或自我批判而相互学习,从而在所共同关切的重要哲学问题上做出贡献。本文首先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论中国离岸金融风险监管法制的构建与完善——从次贷危机的风险失控谈起

引发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是典型的信用风险.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最大的原因不在于金融风险监管规则的不完善,而在于有关的金融风险监管规则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不在于修改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国际金融风险监管规则,而在于尽快纠正不守规则的错误做法,落实这些既有国际金融风险监管规则.以信用风险为代表的各种金融风险是无孔不入的,金融市场所在国必须高度重视风险监管法制的建设和实施.中国的离岸金融试点在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发展之后遭遇到了较为严重的失败,有关业务尽管后来重新开办,但发展极为缓慢,而我国在有关法制构建、尤其是风险监管法制构建上的缺陷,乃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离岸金融市场在风险监管法制上必须设计得较为合理与完善.离岸金融风险监管一般包括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信用风险的监管、对市场风险的监管、对其他风险的监管等方面,无论是为了继续搞好离岸金融试点还是为了日后全面推进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中国都应加强这些方面的监管法制建设.     

论伦理命题的意义

元伦理学在有意无意之间坚持了伦理命题没有“描述性”意义的教条。从“意义单位”理论出发 ,一个语言单位 (语词、语句或话语 )的意义 ,内在于它与同类单位发生联系而构成更高层次语言单位的能力 ,因此 ,一个有意义的纯伦理命题应该是一个“实质蕴涵”的复合命题 ,即“‘应该A’蕴涵‘应该B’”。     

守正创新 与时俱进 不断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北大核心

我非常荣幸受邀列席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工作报告,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巨大风险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和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道德增强与反增强的博弈与反思

随着技术干预和增强人类道德的系统性实现,引发了人们的希望与恐惧、期待与不安、支持与反对的对立。增强派认为,人类道德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科技进步,人类完全有权利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与自由意志、社会公平、人格特性等问题并不冲突,并能助人以达到"行善"境界。反增强派则主张人类无权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是一种"扮演上帝"的行为,会限制人类自由、扩大社会差距、人格同质化,甚至引发个体安全和社会风险等问题,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     

伊斯兰伦理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

伊斯兰伦理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从恩霖伊斯兰教有着极为高尚的伦理思想与道德规范，认真学习研究它的思想特点，对适应当前普及精神文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目标与辨证的统一性”、“信仰与社会实践的统一性”、“继承传统与楷模作用的统一性”、“针对时弊与求...     

群体决策判断的心理学研究

本文考察与讨论了群体决策判断的心理学研究的概况和主要理论模式,包括社会决策图式理论、选择转移理论、群体判断模型和群体反馈理论等。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群体决策判断研究中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并讨论了群体决策知识转换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群体决策分析系统设计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