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义并举的原因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仁、义、礼、智四个德目,都曾被孔子高度强调过,然而战国诸子运动表明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免出现其流弊。贵仁易流于无差等,贵智易流于智巧,贵义易流于守义清高遁世。强调仁礼二端,则需凸显义来承转与兼综。在子思学派仁义并举的理论基础上,并在与当时墨家、杨朱学派以及不仕而议的士风斗争的过程中,孟子自觉地并举仁义,并做出仁义为四德“头脑”的解释。孟子仁义并举的努力,彻底扭转了之前四德散立的状况,仁义此后成了儒家之代名词。     

思孟学派“智”的德性化及其影响

"智"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不过,"智"最初并不是一个纯道德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知性的范畴,如指知识、智慧、智谋等,也有聪明、智巧等含义。后来,思孟学派将其视为"四德"或"五行"之一,与仁义等道德概念相提并论,且被后世包括汉儒、宋明诸儒在内的儒家学者广泛认肯。那么,"智"是如何从主要是知性范畴转向德性范畴的?其德性化进程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转化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走向发生过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智"在先秦的德性化转变的分析,力求给这些问题做一点说明,以就教于同仁。     

以儒解道——论《淮南子》高诱注对原书思想的偏离

儒、道互补一直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高诱作为汉末著名经师,其处世、立说都怀有浓厚的宗经、崇儒意识。他注解《淮南子》,存在明显的以儒解道的倾向。高诱通常是以儒家的仁义之道、王道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性地诠释《淮南》道家派的言论。这种以儒解道的方法旨在泯合儒、道两家认知上的成见,改变汉末经学固守一端的僵化状态。此为魏晋学者进一步会通儒、道拉开了序幕,对魏晋学术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

本文认为 ,孟子人性论中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均一体性地来源于天命 ,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 ,其中的两个连接纽带“情”与“理”也一体性地处于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之中。告子在与孟子的争论中则打破了这种一体性 ,他以情为纽带衔接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这使告子陷入了两难境地。荀子则发展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含义 ,并以“知”“虑”为关键点连接起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从而消除了告子的困境。这样 ,荀子关于仁义内外的思想既继承了告子的思想又扬弃了告子的思想     

从宗法秩序到伦常秩序——早期中国伦理范式的嬗变

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所奠定的秩序形态可以称之为伦常秩序,这一秩序的轴心是父子一伦,孝道则是其最核心的层面。此与西周宗法秩序有所不同,后者的轴心是兄弟之道,纵向的父子脉络被退隐为兄弟部族之间团结与凝聚的背景视域。宗法秩序的精神原则是亲亲尊尊,这与早期儒学的仁义之道既有连续性,又有不同。仁义是从亲亲尊尊中提炼出来的,但作为价值原则,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亲亲尊尊是与周礼捆绑在一起的体制性原则,而仁义则是超越了体制的独立的道德原理。     

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及其伦理

中国传统社会有四民：士、农、工、商。士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不仅具有文化知识和社会规范知识,而且具有儒家的价值理念。儒家伦理的中心概念是仁义。同时,维持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宗法家族制度是士的政治立场。西方传统意义的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都来源于士这一阶层。士的价值与政治取向的二元性是士大夫们在公共权力的职业领域里的职业伦理的二重性的根源。而在那些远离公共权力的职业领域或在公共权力领域却与民众利益相对远的职业领域,如史官、教育、医疗、以及商业领域人员,既体现了儒家的伦理同时也体现了更为一般性的职业伦理精神。     

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读书是一种思考与认知，它并不能为你带来直接的财富提升，却能有助于你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实则是知识改变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对每一件事的态度。我们不断的用知识去丰盈，充沛自己的内心，最后，你认知到了骄傲自满的缺陷，于是你学会了自谦低调；你认知到了道德伦理的尺度，于是你学会了原则礼法；你认知到了自由的局限，于是你学会了对自由的把握：你认知到了苦难挫折的必然，于是学会了坚韧坦然的面对；你认知了仁义礼智信，于是学台诚实敬重。     

道德理性化的历史批判及其启示

情理关系始终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就其基本思想倾向而言,历来就是重理轻情。尽管有人倡导情理合一的情感方式,注重在审美追求中重视情的作用,在社会控制上注重情的软约束,但当情施之于道德领域时,就成了“以理灭情”的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论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仁义礼"三位一体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总脉。它肇端于孔子,完成于孟子,系统阐述于荀子。在此三位一体架构中,"义"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上承"仁",下起"礼";大而言之,则上接于"道",下侪于具体语境。对"义"的涵义需于仁、义、礼或者道、本心与语境三者通融一贯的整体意象下予以把握,"理"、"宜"、"意义"和"正当性"等具体涵义均来源于此一整体意象。"义"的核心意蕴则为"道德辨别力","仁"或者"道"通过它得以落于实行;反过来,对外在规范(礼)的践行亦可由之达于至道。概言之,"义"是沟通外在情境与道德本体的枢轴、实现情理转化的关键。同时,道德辨别力具有自我创新的特性,借助它,"仁义礼"三位一体结构便成为一个动态的体系而永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