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悲剧人生——《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

<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雄心与野心、虚伪与正直等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思想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于连的生命中,他经常痛苦地徘徊在道德情感的怪圈之中.     

关于人际认知问题解决的研究

已有的许多研究表明,在社会性发展上存在缺焰的儿童其情绪、行为和学业上也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童年期的社会技能有着显著的短期和长期后效。社会技能好的儿童自我感受好、在校表现好,且更可能成为适应良好的成人,而社会技能存在缺陷的儿童受到的积极强化很少,常出现学业困难或行为问题,且更可能陷于成年期适应不良。因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寻求对社会技能缺陷儿童进行弥补     

新冠疫情期间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抑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考察新冠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冲突是否通过职业倦怠增加中小学教师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是否调节该中介作用。1127名中小学教师参与线上调查,完成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及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结果发现：(1)大多教师疫情前后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的状况变化不大,少数教师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状况变差或好转;(2)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职业倦怠呈正相关,三者均与心理弹性负相关;(3)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在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态更好、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后没有差别的教师中均成立;(4)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关系。因此,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提高心理弹性可减少中小学教师抑郁,保持心理健康。     

影响常用汉字认知速度的因素：低频冲突字、联绵词尾字和高频多音字的认和特点

以汉族大学生为被试对低频冲突字、联绵词尾字和高频多音字的认知特性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主要部件读音与整字读音相冲突的低频字命名反应中具有延时效应（即命名反应时延长或反应错误率升高）;对联绵词尾字和多音字的命名反应同样出现延时效应。研究支持汉字认知的多因素影响论。     

冲突水平的变化诱发冲突适应

冲突适应是重要的认知控制现象, 反映了认知控制的动态过程。然而, 目前为止对于冲突水平上的差异能否诱发冲突适应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字母Flanker的变式, 通过改变目标-分心物的一致性操纵冲突水平, 探究冲突水平的变化对认知控制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的反应时间随冲突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而且先前试次的一致性影响当前试次的干扰效应, 无冲突和低冲突、无冲突和高冲突、低冲突和高冲突条件之间均出现了典型的冲突适应。本研究结果表明, 除了冲突的有无, 冲突水平的变化也能诱发冲突适应, 支持更大的冲突驱动更强的认知控制, 而且冲突诱发的认知控制的功能可能通过注意聚焦实现。这一发现为冲突监测理论的注意调节机制提供了直接的支持证据, 对于促进冲突适应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友伴数量的调节作用及儿童群体差异

友伴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影响源。本研究从儿童积极发展的视角探讨友伴人际品格（仁慈和公正）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及友伴数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检验了儿童的群体（学段、性别、是否独生）差异状况。研究采用班级同伴提名法及儿童品格调查问卷对1555名4~9年级儿童及其互提名友伴展开调查。结果发现：（1）友伴仁慈和公正显著预测所有儿童群体的仁慈和公正;（2）儿童的友伴数量更多时,友伴公正对其公正的预测作用更显著;该调节效应仅体现在初中生和男生群体上。研究结果表明,儿童与具有积极品格特征的友伴交往对其积极品格的发展至关重要,且对于特定群体（如初中生、男生）,与越多具有积极品质的友伴交往,其受到的积极影响越大。     

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网络信息的纷繁复杂,让人们担忧因错失信息而导致自身的利益受损,本研究探讨这种现象的加剧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使用问卷法（研究1）和实验法（研究2）,探究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在其过程中人际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个体的错失恐惧程度负向预测了其亲社会行为;（2）人际安全感在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高的错失恐惧水平会降低个体的人际安全感,从而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3）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中起调节作用,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低的时候,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消极影响显著增强。     

和平心理学的经典传统与现代研究趋向

本文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家对和平心理的看法,以“和平”为主线,追溯和平心理学思潮兴起的历史逻辑。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奥古斯丁、夸美纽斯、康德等从本体论视角,确立了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追求。冯特的民族心理学重视研究原始人、战争英雄等的和平心理品质,早期的意动心理学重视人类和平意识研究,机能心理学强调通过建设学校“微型共同体”,提高儿童的和平意识。精神分析心理学则为战争与和平心理提供了新视角。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和平潜能、致力于世界和平冲突化解,推动了和平心理学的兴起。20世纪末的和平心理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发生了“政治道歉”、和平冲突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趋向。     

撒谎救人为何不是道德上被许可的——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康德在处理是否撒谎来帮助朋友的问题中陷入悖论.这种批判反映了学界混淆行动的实施者的思维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我而不是凶手才是行动者.康德坚持不能撒谎的绝对性彻底贯彻了人性是目的的原则,后果论的处理方式反而会陷入不自洽.在康德那里,许可不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是表达为了实现某种合乎法权的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康德对许可行动限制很多,撒谎救人不属于被许可的行动.在凶犯面前,如果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当撒谎,同时,我们也要捍卫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法权.撒谎救人不可能是一种应当的行动.     

计算模型视角下信任形成的心理和神经机制——基于信任博弈中投资者的角度

人际信任渗透在社会交互的各个方面, 是促进和维持合作的重要基石。以往研究者借助信任博弈范式, 主要探讨了人际信任的理论模型、生物基础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将计算模型应用于信任博弈的数据分析中, 深入挖掘人际信任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 将计算模型与神经影像技术结合, 加深对信任行为背后脑机制的理解。目前将计算模型应用于信任博弈范式中的研究主要针对“信任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科学问题, 未来要进一步发展计算模型方法, 结合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 应用于精神疾病人群中, 以深入理解正常和异常信任形成的心理和神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