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治书——略论沈曾植书法艺术特征

作为清末民初的大儒,沈曾植以其精深宽博的文化修养、自觉思辨的哲学方法、兼容并蓄的学书态度,承继传统,竭力创新,成为当代书法先驱.其学人治书的精神对当代书法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从先秦诸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统治者"说起

先秦诸子和柏拉图在其政治学说中对"统治者"的描述,一方面揭示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广泛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中;另一方面说明拟人化思维指导下的政治统治,实质就是专制和人治,即使穿上"道德"和"神学"外衣也是如此.思想家把统治者对政治的统治看作是个人意志对身体支配的翻版,虽美化了统治者,却扼杀了被统治者.要想抓住政治统治的实质,民主与法治则是克服拟人化思维的最好路径选择.     

传统儒学对公平正义治国理念的双重效应

先秦孔孟儒家具有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并向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由于重人治带来的双重效应,历朝君主能修身自律、仁民爱物者少,而虚饰仁义、欺世盗名者多。黄宗羲倡言限制君权,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是对纯任人治的修正,也是君主立宪制思想的萌芽。孙中山也追求天下为公,并提出三民主义的民主建国方针。要实现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从重人治转进到民主法治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韩非法律思想中的"法、势、术"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杰出的思想家。“韩非者,韩之诸公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公元前234年,韩非为韩使于秦,遭李斯、姚贾陷害,被迫服毒自杀。韩非的法律思想以“法治”为核心,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认为首先必须有“法”。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韩非子     

说"人治"

人治是古代特别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其基本思想旨趣是对于贤人治政的伦理诉求.人治并不排斥法治.将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是法家,尤其是表现于战国中、后期慎到、韩非的倡导重势和反对尊贤.人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思想学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具有普遍性,对其历史作用应作具体分析.批判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吸取和借鉴其合理因素,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不宜忽视的任务.     

《天演论》与严复

《天演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艰难时世的‘圣经’",是因为它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标准,这正是寻求富强之道的中国人所亟需的。在严氏《天演论》中,"尚力"的斯宾塞代表着"天行","尚德"的赫胥黎代表着"人治",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周易》模式的"天演综合体"。该书的文学性向来被人称道,章太炎与钱钟书却不以为然。     

闲话“随缘”

本文通过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有关内容的简单比较，肯定佛教道教传教活动所遵循的“随缘”规则，并以此劝诫基督教。同时，贬抑基督教“以神制人”的原始办法：褒扬儒学“以人治人”的理性思维。     

新时期管理创新所面临的问题——兼论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

本文提出社会转型引发管理转型的观点 ,以例证说明社会转型必将导致管理组织、管理主客体、管理的目的、任务、手段 ,以及人们对待管理总态度、思维方式和一般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讨论了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三种管理模式 ,并由此指出管理转型的本质在于管理创新。最后指出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的滞后 ,致使我们的管理创新必须同时解决反人治管理残余和抗霸权主义干扰的双重任务。     

中国现存法治问题评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理大过法的国家,这使得中国在法治代替人治的过程中遇到太多太多的问题和挫折,鉴于网络这样的大众媒体对法治造成的巨大影响,加强加快中国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已经迫在眉睫。     

儒家的德治为什么产生了人治的结果

儒家思想家 ,尤其是孔子和孟子 ,本质上是将德政和人治紧密联系起来了。德政和德治的思想 ,原本并非人治的同义词 ,但儒家的德治和德政思想为什么导致了人治的结果 ?人们为什么自觉不自觉地将德治与人治等而视之 ?本文试图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源、儒家德治导致人治的根本原因、古今德治依赖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分野等方面回答 :究竟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导致了人治、等同于人治 ,还是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难以分离或者不可分离的状况。